编者按：2025年8月2-3日，由上海市松江区佛教协会主办，上海西林禅寺承办、地藏古寺协办的“新时代上海西林禅寺佛教中国化实践”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佛教研究中心主任纪华传教授在研讨会上发表了《上海西林禅寺崇恩精神与佛教中国化实践》的主题演讲。凤凰网佛教文化摘录部分主要观点如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佛教研究中心主任纪华传教授在研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

从“报四恩”到护国思想的理论根基

佛教感恩报恩思想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既包括个人对父母、师长等直接恩人的回报，也延伸至对社会责任和国家护持等层面，反映了佛教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丰富和完善自身的思想体系。佛教历来强调“报四恩”——父母恩、众生恩、国土恩、三宝恩。这一思想在《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中有明确阐述：“世间之恩有四种，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王恩，四三宝恩。如是四恩，一切众生平等荷负。”上海西林禅寺以崇恩、报恩为精神内核，将佛教“报四恩”思想具体化为护国爱国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留下了可歌可泣感人事迹。

抗战烽火中的僧伽救护与爱国行动

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法师于1930年住持西林禅寺。九·一八事变后，圆瑛法师领导的中国佛教会，发表了《中国佛教会为日本侵略致彼国佛教界书》，谴责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领土，残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呼吁日本佛教徒“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实施慈悲平等主义”。圆瑛法师还提出“新四恩论”：报国恩，组建僧伽救护队参与抗战；报众生恩，创办“崇恩小学”免费招收贫童；报文化恩，影印《大藏经》分赠高校；报全球恩，支持“世界佛教联合会”反战倡议。1936年11月，中国佛教会鉴于国难日亟，灾祸纷乘，拟具“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章程”，并制订了“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僧众训练班纲要”，呈请内政部、民众训练部备案。12月17日，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在上海开始办公，圆瑛法师任总团长，宏明法师任总干事。

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危急关头，圆瑛法师召开中国佛教会的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中国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圆瑛法师被选为“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僧侣救护队由宏明担任队长，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吴淞前线，他们英勇地在东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往返于浏行、大场、昆山之间，不分昼夜地辛苦工作。此外他们还负责救护租界内被日机炸伤的同胞。他们中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被敌人炮弹炸伤，造成终身残废。参加这一工作的有一百七十余人，《申报》1937年9月26日报道：“该队在工作时，虽迭遇险阻，而遭受重大牺牲，然仍勇往直前，百折不回。尤以宏明法师，不避艰险，每日必率队赴最前线，监督救护，其勇敢服务之精神，殊堪钦佩”西林禅寺联合上海佛教界成立“僧伽救护队”，由监院妙真法师带队，队员达127人，分设担架、包扎、后勤三组，直接参与闸北、虹口战区伤兵转运。据《申报》记载，至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该队累计救助军民3，800余人。

文化抗战与信仰坚守的多元实践

除了战场救护，有些僧人甚至拿起枪杆，直接参加武装抗战。西林禅寺转型临时医院，寺院腾空禅堂、斋堂接收重伤员，聘请沪上名医陆渊雷(兼通中医与佛学)主持救治，独创“佛化镇痛法”——为伤员播放《心经》梵呗并施针灸，有效缓解疼痛焦虑。1937年冬，上海除租界外全部沦陷，四郊战场堆满尸体，日军方面仅掩埋日本死亡士兵，中国阵亡士兵及难民的遗骸无人过问，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圆瑛法师在上海组织掩埋队任总队长，至1938年5月结束，共计掩埋尸体1万多具。1938年秋，圆瑛法师回国了解到各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的经费仍然十分困难，于是年冬天再次到槟榔屿等地进行爱国演说，发动“一元钱救国运动”，此行募得国币240万元(折合黄金3，000两)。方丈圆瑛法师1938年在槟城极乐寺演讲时提出“三支香救国论”：一炷香祈战士平安，二炷香求国土完整，三炷香祝和平早临。⑤西林禅寺将信众供养的70%香火收入捐赠抗日，1938年独家资助购买“佛号高射炮”一门(炮身铭刻《金刚经》偈语)，部署于南市防线。1940年9月，圆瑛法师刚从南洋回到上海，凶残的日本宪兵队突然涌入寺院将圆瑛、明旸师徒二人以“抗日”的罪名抓到宪兵队。圆瑛法师始终没有向侵略者屈服，更不与他们合作，除大义凛然与日寇周旋外，还连续打了三个“净七”。1943年日军强征寺院铜钟熔作军火，监院妙真法师以肉身护钟，遭枪击重伤，临终前血书“护钟即护国，舍身不舍法”。现存染血僧袍为镇寺之宝，每年抗战纪念日展出。1937-1941年间，西林禅寺收容难民超2万人次，突破佛教“男众寺院不纳女众”戒律，专设“妇孺寮房”安置女性与儿童。为解决粮食短缺，僧众日食一餐，省下口粮优先供给难民儿童。抗战期间西林禅寺还举办佛学义学，开设难民扫盲班，教材融入《仁王护国经》“护国即护法”思想。画家丰子恺寓居寺院期间创作《护生画集·抗战篇》，以佛理讽刺日军暴行；西林禅寺还利用法事活动掩护中共地下电台，僧众以梵呗节奏加密传递情报。

西林禅寺僧人以及全国佛教界积极投身于抗日实践，打破了“方外不涉世事”的消极避世的印象，彰显了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现世关怀。经历了抗战十四年血与火的洗礼，中国佛教的社会形象在抗战烽火中转软弱为刚强，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为中国佛教的复兴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这种精神被赵朴初总结为：“当魔焰炽盛时，袈裟亦可作战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