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年9月13日至14日，由山东省佛教协会、山东省民族宗教研究会主办，菏泽市佛教协会、菏泽市牡丹区临济草寺承办的第二届菏泽临济文化研讨会在“义玄故里 临济祖地”菏泽市举办。研讨会围绕“临济历史与传承”“临济义理与佛教中国化”“禅宗历史与思想”等主题展开交流互鉴，深入挖掘临济思想和禅法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探索推进新时代佛教中国化、促进佛教健康传承的方法路径。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宗教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张云江在研讨会发表了《临济宗在闽南的一个“法派”——喝云派》主题论文，凤凰网佛教文化编发张云江教授论文部分观点如下：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宗教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张云江作主题发言

闽南喝云派的法脉传承与组织特点

1929年，广甫在《现代僧伽》发表《十年来之闽南佛教》中云：在闽南——厦门、泉州、漳州—这三个地方的寺庙，比较起来，要算漳州最少了，可是闽南僧伽的统属，却完全溯源于漳州。这是明显的事实，谁也得相信的。从我们的老祖宗有情和尚剃度下来的南山寺佛乘和尚、南普陀佛学和尚、小雪峰佛化和尚。这都是他老人家的制度门下。那时道风很盛，门徒很多，所以在今日闽南僧伽中差不多就是我这一系的僧伽居多。我们在这闽南简直成为一个很大的家族。

广甫法师此处所说，是闽南“喝云派”近现代法脉传承的大概情况。喝云派是临济宗的一个支派，始祖为漳州南山寺亘信行弥（1603-1659）禅师，临济宗第32代，费隐通容（1593—1661）法嗣。《百丈清规证义记》“略辩源流”中云：南岳支。让传马祖道一，一传大智怀海，海传希运，运传（临济真常）慧照义玄，为临济宗第一世；济传广济存奖，奖传(汝州南院)慧顒，顒传(汝州风穴)延沼，沼传(汝州首山)省念，念传(汾州太子)无德善昭，昭传(潭州石霜)慈明楚圆，圆传(袁州杨岐)方会，会传(舒州白云)守端，端传(蕲州东山五祖)法演，演传(成都昭觉)圆悟佛果克勤，勤传(平江虎丘)绍隆，隆传(明州天童)应菴昙华，华传(明州天童)密菴咸杰，杰传(夔州卧龙破菴)祖先密印，印传(杭州径山)无准师范佛鉴。

鉴传(袁州仰山雪岩)祖钦慧朗，朗传(杭州天目)高峰原妙，妙传(杭州天目)中峰明本，本传(乌伤伏龙)千岩元长，长传(苏州邓尉)高峰时蔚，蔚传(苏州邓蔚)宝藏普持，持传(杭州东明)虚白慧旵，旵传(杭州东明)海舟永慈，慈传(南京)宝峰明瑄，瑄传(茕绝)天奇本瑞，瑞传(随州关子岭)无闻明聪，聪传(北京笑岩)月心德宝，宝传(宜兴龙池)幻有正传，传传(明州天童)密云圆悟。

如果再往下接续，密云圆悟传费隐通容，其下隐元隆琦（1592-1673）东渡日本，开辟日本“黄檗宗”；另一位弟子亘信行弥（1603-1659）行化闽南，在漳州南山寺开辟“喝云派”，是临济宗在闽南成立的一个法派。

“喝云”源出漳州南山寺后山下院清泰寺喝云岩。崇祯八年，亘信禅师嗣法于费隐通容，住持南山寺，跨明清两代，直至清朝顺治年间，子孙繁衍。如超弘如幻禅师（1605-1678）《瘦松集》中《杉植寺法明和尚行状》中：“吾同门兄弟三十余辈”，为幻庵师弟所作《祭幻庵和尚》文中：“吾同门昆季三十余人。”是知亘信禅师门下弟子有三十多人，笔者根据超弘《瘦松集》及《五灯全书》的记载，统计出亘信法嗣弟子有名字者二十人。这些各立门户，号为“五云”：喝云、潜云、锦云、白云和法云，其他四派最后都衰微不振，唯南山寺“喝云派”独盛。尤其是南山超元在永历四年(1650)东渡日本弘法，住持长崎崇福寺，传“盘桂派”。今长崎、东京等寺仍有法裔数千人。超元后有慧日、如渊、景峰等住持厦门南普陀寺。景峰后有怡石、有情等传灯续焰。喝云派传承的“外字”为：

云苍清修，我若辉慧。如景觉非，悉茂端有。

佛喜转瑞，广传道（妙）法。普化无为，同证泥垣。

融通三德，行大慈悲，拔济含识，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内字为：

智慧清净，道德圆明，真如性海，寂照普通。

心源广续，本觉昌隆，能仁圣果，常演宽宏。

唯传法印，证悟会融，坚持戒定，永纪祖宗。

“内字”，是近代以来临济宗通用的剃度派辈，前十六字是临济宗十九代碧峰性金禅师下传六世至突空智板禅师所演字派，《宗教律诸宗演派》及虚云所编《星灯集》都有记录；其后的三十二字续派，为普陀山前寺、峨嵋山、五台山以及闽南临济宗子孙所继承。“外字”是喝云派特有的派辈，如近现代用到的是“佛喜转瑞，广传道（妙）法”八个字。如广甫引文所说，有情禅师下传“佛”字辈的佛日、佛乘、佛学、佛化等，为喝云派第17代；再往下传就是“喜”字辈，如喜修、喜敏、喜参、喜松、喜静、喜宗、喜光、喜经、喜谅、喜慧、喜广等；“转”字辈僧才之多，世所罕见，如转初、转逢、转道、转物、转尘、转解、转岸、转辉、转华、转武、转敬、转廷等；第20代“瑞”字辈如瑞今、瑞等、瑞于、瑞映、瑞吉、瑞耀、瑞机、瑞赞、瑞枝等。“广”字辈的如广通、广钦、广洽、广箴、广心、广恩、广甫、广捷、广余、广安、广义、广净、广戒、广范、广声、广仁（尼师）等。至于南普陀改制后的首任方丈会泉（1874-1942），出家虽为虎溪岩派②,但戒师为佛学，亲教师为佛乘，又在南普陀随喜参学习，接的仍是喝云派的法，“虽出自黄蘖的门庭，但与喝云派亦有甚深的法缘关系。”再如笔者所接触到的，鸿山寺方丈法云和尚接的是妙（道） 华法师的法，弟子辈现则多以“普”字命外名。

喝云派旧时所属寺院，如泉州南安雪峰寺、承天寺，漳州南山寺，厦门南普陀寺、普光寺、鸿山寺、天界寺、同安梅山寺等。

喝云派与佛教中国化的制度演进

临济宗下“喝云派”在闽南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

与之差不多同一历史时期成立的，如前述黄檗宗（派），同属密云圆悟门下的破山海明禅师（1597-1666）在重庆双桂堂所创立的“双桂禅派”，以及圆悟克勤旁支大慧宗杲十二代之后所传聚云吹万禅师（1582-1639）在重庆忠州所创立的“聚云派”，都是明清佛教在组织结构方面采用中国社会宗法制度的必然结果。如来果禅师曾认为：明龙池幻有老人有四大弟子，曰“密云悟”“天隐修”“雪峤信”“抱璞连”。密云、天隐，道行于长江流域；抱璞，道行于黄河流域；雪峤，道行于珠江流域，并及南洋……明末至今，三百余年，临济宗派繁衍，皆自幻有一派流传。

临济宗属于“宗派”，“同祖曰宗”，临济宗的祖是临济义玄禅师；临济宗在明清之际下属成立的“喝云派”“黄檗派”“双桂派”“聚云派”等，都属于“法派”，强调的是因法缘而衍生的字派，“自今衣法相承，派各从其剃度，示不忘本也。”如金代党怀英《十方灵岩寺碑》云：“今琛公禅师廿代矣，其传则临济裔也。……宗派之承传，后来者鲜或知之。”此处说的是临济宗的“宗派”；智旭《“法派”称呼辩》：“出家法派，族姓宗谱也。”此处说的是“法派”。清代灵耀《随缘集》云：

问：乃今台贤济洞，各有法派，故一稽名，而祖孙父子，尊卑不滥。何六朝、唐床之际，字派混滥？

答：古人重在德业道行，不屑屑于名字行派之间，较絜等级。……推其行派，昉於明太祖分封二十五王，于洪武十八年天书庙授之时，各籓俱赐二十字系派，玉牒分光，天潢衍派也。夫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自君作古，法门亦皆仿之，以立字派。则台、贤、济、洞法派，皆始于明初，不可贵之于上古也。

灵耀认为，行字派始于明初，是对朝廷分封制度的一种效仿。

明末憨山德清《续华岳寺法派序》云：达摩西来，单传直指，以心印心妙悟者，为的骨儿孙，原无名字。及六传曹溪，下从南岳青原，道分两派，以各从授受，亦不拘拘。及五宗各立门庭，则称“某宗”，某宗者，但以建立宗旨，命知归趣，亦非以假名为道脉也。自后禅林日衰，师资口耳，天下丛林，但于开山之祖原系某宗下，各尊派住持虎溪岩寺的第十世为鼻祖。

以华岳寺为例，本属临济宗，这是其宗派；后以华岳寺开山绍秀为始祖，立二十字，其后本寺门徒即以字派名，这是法派。

按儒家宗法制度，如《礼记·丧服小记》云：“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这句话的意思是：以自身为中心，上亲父，下亲子，是为“三”；再因父而亲祖，因子而亲孙，是为“以三为五”；再因祖而亲曾祖、高祖，因孙而亲曾孙、玄孙，是为“以五为九”，到此，宗族因血缘而产生的“亲亲”关系已到最大边界，过此以往，几同路人。“五世则迁，谓之‘小宗’”，小宗以亲亲为义；“百世不迁，谓之大宗”，其以尊尊为义，起到的是收族的作用，“大宗者，尊之统也。”

明清以后的佛教，因子孙繁衍越来越多，支派越来越广，如果不借鉴儒家这一分宗原则，势必一盘散沙，乃至最终分崩离析。《百丈清规证义记》认为：“盖付法之传，虽以心印心，若无法派偈，支次紊乱，传持无准，致使法门失绪，行第颠错。”以喝云派为例，大家同属临济，是为“大宗”；再尊亘信为祖，而行字派，仍属“大宗”，以“尊尊”为义。按广甫的说法，以有情为“老祖宗”，是为小宗，以“亲亲”为义。这样既照顾了大宗，又可在小宗祖师领导下，凝聚成一个患难与共的团体，做到“祖孙父子，尊卑不滥”，这是一种由宗派和字派结合而成的组织结构，从总体上提升了佛教以体制性方式强化的内部团结与资源整合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后世因支派分衍而导致的身份混乱、资源纷争等问题。如清初憨休禅师《敲空遗响》云：“师初依派以命名，令知水源木本。徒后因偈以续代，方识始祖云仍。历百世有可考之常经，而千古无差舛之谬乱。……所以僧有定派，如司马世家，庶人族谱，类皆然也。”

如广甫所说，临济宗下属的喝云派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是荣辱与共的“一家人”，一个尊卑有序的整体，因此可以做到“吉凶相及、有无相通、尊卑有分而不乱、亲属有别而不二、贵贱有繁而不间”,这样一个因法脉传承构成的群体，既巩固了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又强化了彼此之间的伦理责任。如果说儒家世俗社会以“血脉相续”组成了生命延续与家族繁衍，喝云派则将“法脉”作为本宗延续与传统的依据。法脉看似和血脉没有关系，但从法统上看，祖师与弟子们的“法脉”证明佛教信仰历代传承的正统性与合法性。这样的一种以字派为表征的法派传承，既是佛教向社会展示的一种“质量”凭证，又是法派内部的一种自我约束。一个法派的“宗子”，对外宣称某人是自己的嗣法弟子，那就相当于以个人名望乃至所属法派的信誉担保，其人佛学修为、品德学识等方面是比较优秀的，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传法”“接法”的内涵；社会因此而认可这一凭证。反过来说，嗣法弟子必将因此增强对自我的约束，否则对不起嗣法师、同门师兄弟和所属的法派。这样通过法派形式的“传法”“接法”，就使得护持佛法成为双方的一项神圣义务，从而尽可能地维护佛教传承的纯正性。因此，闽南喝云派在清末民初仍维系了整体的内部团结和尊卑秩序，有效形成了某种自我约束机制，并在最低限度上保证了佛教“正法”的传续。

明清以降乃至现在的中国佛教，顺从世俗，按自身存续、发展所要求的最低限度，仿照中国宗法社会的宗族建构方式，普遍接受这种以字行法派的做法。憨山德清认为：“傥亦赖此以存僧徒上下之分，无敢僭越，而不至于蔑伦犯义者，尤足以保我子孙，亦‘存羊’之意，尚亦有利哉！”“存羊”，出自《论语·八佾》：“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按传统礼仪，周天子每年秋冬之交颁朔，即把历书颁给诸侯，诸侯藏之于祖庙，每月初一，杀羊祭之并听政，是为“告朔”之礼。孔子时代，国君不亲临祖庙，只杀一只羊应付这一古礼，子贡想把那只羊也去掉，孔子因此说：“你爱惜那只羊，我爱惜那种礼。”所以，明清以来的中国佛教按法派建构自身的组织方式，谈不上有多么高明，但保证了传承的最低限度。

总之，明清时期，中国佛教在组织结构上对儒家宗法制度的借鉴，尤以临济宗“喝云派”等法派的出现为典型，标志着佛教中国化进程在制度层面的深度演进。这种以“宗派为大宗、法派为小宗”的建构，既通过“字派偈”明确“祖孙父子”的尊卑秩序，避免支派分衍导致的身份混乱，又以“法脉传承”替代世俗血缘，将佛教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嵌入法统脉络，形成“吉凶相及、有无相通”的信仰共同体。从憨山德清所言“存羊之意”可见，字派法派的本质是佛教以世俗伦理为载体，维系内部团结、强化自我约束的智慧选择——既让“传法”“接法”成为师徒双方护持佛法的神圣义务，也通过社会对“法脉凭证”的认可，确保了“正法”传续的最低限度。直至今日，这种融合宗法逻辑的组织形态仍深刻影响着中国佛教的存续方式，其以“尊尊”收族、以“亲亲”凝情的制度设计，可视为佛教中国化之适应中国社会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