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年9月13日至14日，由山东省佛教协会、山东省民族宗教研究会主办，菏泽市佛教协会、菏泽市牡丹区临济草寺承办的第二届菏泽临济文化研讨会在“义玄故里 临济祖地”菏泽市举办。研讨会围绕“临济历史与传承”“临济义理与佛教中国化”“禅宗历史与思想”等主题展开交流互鉴，深入挖掘临济思想和禅法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探索推进新时代佛教中国化、促进佛教健康传承的方法路径。山东省佛教协会副会长、烟台市佛教协会会长、福山峆垆寺住持悟实法师在研讨会发表了《临济禅法与佛教中国化》主题论文，凤凰网佛教文化编发悟实法师论文部分观点如下：

山东省佛教协会副会长、烟台市佛教协会会长、福山峆垆寺住持悟实法师作主题发言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并非简单的“移植”，而是历经数百年与本土文化的碰撞、融会，最终完成“中国化”转型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禅宗以其贴近中国人思维方式与生活实践的特质，成为佛教中国化的核心载体；而临济禅法作为禅宗“五家七宗”中影响最广、流传最久的宗派，更以其对修行体系的重构、思想的本土化融合与制度的创新，成为佛教中国化的典范之一，深刻塑造了中国佛教的形态，甚至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血脉。

破斥形式：临济禅法对修行体系的“去繁就简”

印度佛教自传入之初，便带有繁琐的仪轨规范与庞大的经论体系——无论是需长期研习的《大藏经》，还是严格的持戒仪轨，都与中国文化中“务实重效”的特质存在隔阂。临济禅法的出现，首先以“破斥形式”为切入点，重构了佛教修行的核心逻辑，完成了修行体系的中国化适配。

临济宗创始人义玄禅师禅师向弟子教导“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核心思想，将修行的重心从“外在的经论研读与仪轨遵守”转向“内在的本心觉悟”。弘扬佛性本在每个人心中，无需向外求索，“佛与众生惟是一心，更无别法，此心无始以来，不曾生，不曾灭，不青不黄，无形无相，不属有无，不计新旧，非长非短，非大非小，超过一切限量、名言、踪迹、对待。当体便是，动念即乖。……惟此一心即是佛，佛与众生更无差别。”，直指众生对自身佛性的忽视。这种主张彻底打破了“修行需依赖复杂形式”的桎梏，契合了中国人“重本质、重效能”的思维习惯。临济禅法还创造了“当头棒喝”等接引方式。如德山宣鉴“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看似严苛，实则是针对中国人“不循空言、唯重实悟”的性格特质，以最直接的方式唤醒弟子的本心本性。而“四料简”“四宾主”则根据弟子的“根器”差异灵活引导，与儒家“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异曲同工，实现了修行方法与中国本土圣贤思维的深度契合。

融会儒道：临济禅法对本土思想的“文化适配”

佛教中国化的核心，在于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核心——儒家与道家思想的融合。临济禅法并未固守佛教的“出世”本位，而是自觉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主动吸收儒道精神，将佛教思想与中国社会的伦理体系、价值观念相嫁接，最终形成了“入世修行”的中国化禅风。

在对儒家思想的吸收上，临济禅法打破了印度佛教“跳出家庭、脱离世俗”的修行模式，将儒家“忠孝”伦理纳入禅修体系，把“家国”情怀置顶，施设“居士”“义工”等大士之道。临济义玄禅师提出“事父事君皆是妙道”，明确将侍奉父母、尽忠君主的世俗责任，与“觉悟本心”的禅修目标结合——修行不再是逃避世俗的“遁世”，而是在履行家庭与社会责任的过程中“体道”。这种主张彻底消解了佛教与中国传统伦理的冲突，使禅修成为“修身齐家”的延伸，让佛教从“外来宗教”转变为符合中国社会伦理的“本土文化实践”。

在对道家思想的融合上，临济禅法吸纳了道家“自然无为”“顺应本性”的核心精神，提出“平常心是道”的命题。所谓“平常心”，便是不执著于“修行的形式”，不刻意追求“成佛的境界”，而是在穿衣、吃饭、劳作等日常琐事中体会“道”的存在——正如赵州从谂“吃茶去”的公案，以最简单的生活场景点破“道在日用”的本质。这种思想与道家“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理念高度契合，淡化了印度佛教的“宗教神圣感”，赋予禅修“生活化”“自然化”的中国特质。

农禅并重：临济禅法对社会结构的“制度适配”

佛教要在中国扎根，必须适配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民众生活方式。临济禅法通过制度创新，将禅修与中国农耕社会的生产模式、民众的文化水平相适配，使禅宗从“寺院中的精英修行”转变为“民间可参与的大众文化”，完成了从“上层文化”到“民间文化”的下沉。

其中最关键的制度创新，便是百丈怀海提出的“农禅制度”。在临济禅法的推动下，百丈怀海确立“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则，将禅修与农耕劳动紧密结合——僧人不再依赖信众供养，而是通过耕田、织布等“农禅并重”实现自养，同时在劳动中“观照本心”。这种制度完全适配了中国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结构：一方面，解决了寺院的生存问题，使禅宗能在远离城市的山林中独立传承；另一方面，将“劳动”本身转化为禅修的一部分，让出身农耕家庭的普通民众能轻松理解“修行”的含义——无需识字读经，只需在劳作中保持“觉知”，便可“体道”。

与此同时，临济禅法不强调文化水平的门槛，无论是文人雅士还是目不识丁的农夫，都能通过简单的公案、日常的劳作参与禅修。这种“大众化”的特质，让禅宗突破了寺院的围墙，深入民间社会。宋代以后，无论是乡村的茶馆、市井的商铺，还是文人的书斋，都能看到临济禅法的影子——“禅”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宗教教义，而是成为中国人生活中“觉悟生活、安顿心灵”的实用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