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佛教经典中出现“孝名为戒，亦名制止”的宣言，你是否惊讶？这看似与印度佛教传统格格不入的论断，实则揭示了中国佛教一场静水流深的革命。2025年8月，香港中文大学学愚教授在“新时代上海西林禅寺佛教中国化实践”学术研讨会上作《佛教孝道及其中国化探讨》主题演讲，深入剖析《梵纲经》等被疑为“伪经”的文本，以及法藏、宗密、契嵩等高僧大德的诠释，为我们展现了“孝即戒”理念如何成为中国佛教的独特烙印。理解这段“以佛通儒”的历程，不仅关乎历史真相，更对思考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化有着深刻启示。凤凰网佛教文化摘录部分观点如下：

香港中文大学学愚教授在“新时代上海西林禅寺佛教中国化实践”学术研讨会上作主题演讲

《梵纲经》有这样一段描述：“尔时释迦牟尼佛，初坐菩提树下成无上觉，初结菩萨波罗提木叉：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亦名制止。”

这段经文，在多个方面展示出与印度佛教传统不相符的色彩：一、随宜制戒、随方清淨，是佛陀制戒精神，佛于其成道后十二年，才开始结戒；二、在印度佛教中，皈依三宝要优先于孝顺父母。有关《梵纲经》真伪的讨论由来已久，学术界似倾向认为，这是公元五世纪时，在中国创造的“伪经”。不管怎样，“孝名为戒”理论，很有可能是佛教中国化产物，得到中国佛教界的信受和广泛宣传。随着《梵纲经》的流行，“孝即戒”成为中国佛教特色。

法藏法师《梵纲经菩萨戒本疏》解释道：“孝者，谓于上位起厚至心，念恩崇敬乐慕供养。顺者，捨离己见顺尊教命。于谁孝顺?略出三境。一、父母生育恩；二、师僧训导恩；三、三宝救护恩。然父母有二位，一现生父母，二过去父母，谓一切众生悉皆曾为所生父母。今由持戒，于父母渴诚敬养，令修善根，发菩提心，今世后世离苦得乐。又由发菩提心，持菩萨戒，救一切众生悉令成佛。是故二位父母，皆为孝顺。”戒即防非止恶，大乘佛教菩萨戒，更在不应作之基础上，提出应作层面。

菩萨发菩提心，救拔一切众生离苦；一切众生皆为父母，行菩萨道方名大孝、方是报恩。宗密在《佛说盂兰盆经疏》中，重申儒、佛皆以孝为本。他说：“始于混沌、塞乎天地，通人神、贯贵贱，儒释皆宗之，其唯孝道矣。”宗密认为，佛教以孝为本，其依据则是“孝名为戒”的理念。他说：“经诠理智，律诠戒行；戒虽万行，以孝为宗。”戒杀是佛教戒律特色，“孝即戒”意指菩萨不但不杀生，还要慈悲护生、放生，这才是大孝。宗密列举了儒、佛孝道观之同异，突显佛教孝道戒杀护生的精神。

《在家要广集》由明代蕅益大师集辑、清陈熙愿居士增订。本集要在讨论居士和菩萨戒时，从“孝名为戒”和“戒名为孝”两个方面，重显佛教孝道实践。他说：“孝曰至道，其诚然乎。孝名为戒者，结而断之，直以孝名戒也。法苑云：戒即是孝。谓众生皆吾父母，不杀不盗，是即为孝，意正同此。然是戒名为孝，未是孝名为戒。”

蕅益大师认为，孝道自具戒义，“如孝顺父母，则下气怡声，言无犷逆，名口戒。定省周旋，事无拂逆，是名身戒。深爱终慕，心无乖逆，是名意戒。顺止恶义，恐辱其亲，名律仪戒。顺行善义，思显其亲，名善法戒。顺兼济义，拾椹回凶，捨肉悟主，锡类不匮，名摄生戒。”蕅益大师从身口意三个方面，以及《瑜伽菩萨戒》中的摄律仪戒、摄善法戒、和饶益一切有情戒等方面，强调孝即戒、戒即孝理念。

宋朝的契嵩法师努力会通儒佛，将佛教五戒等同于儒家五常。他说：“余昔以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契嵩认为，五戒十善与五常，“异号而一体耳”，“名虽不同，实无二致”。在《孝论》中，他重申，戒是众善之本，孝是百善之先。“孝名为戒，盖以孝而为戒之端也。”“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契嵩认为，五戒中具足孝道。“夫五戒有孝之蕴，而世俗不睹，忽之而未始谅也。故天下福不臻，而孝不劝也。……今夫天下欲福，不笃孝，笃孝不若修戒。”正因为很少有人知道佛教“孝名为戒”理念，故很多人对佛教孝道产生误解，或造成“天下以儒为孝，而不以佛为孝”之印象。其实，契嵩认为，这是人们不甚了解佛教之孝。“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虽然其说不甚著明于天下。盖亦吾徒不能张之。而吾尝慨然甚愧。”孝是诸教共法，佛教以其独特方式尊重孝道，但天下鲜知，这是佛子之惭愧。因此，契嵩希望正本清源，重显佛教之孝，说明与儒不二之理。

契嵩努力在佛教中寻找儒家孝道，若如此，有人会问，既然儒佛孝道不二，那佛教为什麽还要重伸孝?“既孝矣！又何以加焉？”契嵩回答道，这种见解只见儒、而未见佛。“佛也，极焉，以儒守之，以佛广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孝其至且大矣。”

佛教把孝道推向极致、神圣，故更伟大，是大善。契嵩并没有重申孝的佛教特色，而只是在肯定儒家之孝，并且强调，比起儒家弟子，佛子其实更能将孝道扩展至大孝，因为，书冩佛经、绘制佛僧、可以资其父母之冥，以正法劝化，则能助父母生天。

这样，佛教具足儒家之孝，而且扩展了儒家之孝；佛教之孝不但顺应人道，亦独尊天道、同乎天道。契嵩认为，佛陀为此树立了榜样，因为他在觉悟后回国“示父于道”，为其父奔丧，负棺趋葬；亦往生天界，“以其道谕其母氏”。

契嵩没有批评儒家之孝，只是强调，佛教可以将此孝扩大。“孝出于善，而人皆有善心，不以佛道广之，则为善不大，而为孝小也。”契嵩提出佛教的“纯孝”理念，他说：“天下之为孝者，吾圣人可纯孝者也。经曰：不如以三尊之教，度其一世二亲。”以佛法劝化现世父母，以戒杀来护持七世父母，不无故伤害一微物，这才是大孝。

同样地，孝以善为本，契嵩认为，佛教将孝道扩展至三世因果、乃至出世之道。“养不足以报父母，而圣人以德报之；德不足以达父母，而圣人以道达之。道也者非世之所谓道也，妙神明出死生，圣人之至道者也。德也者非世之所谓德也，备万善被幽被明，圣人之至德者也。”儒家孝道重在养、敬、顺、和礼；佛教不违此孝，故“佛子不遗其亲，必减其衣盂之资以养父母”；出家学道，道成而返，以道教化父母，这就是圣人的“略始而图终善行权也。”

也就是说，佛教于儒家孝道基础之上，更重视德、明、道，将孝道圣化。以出世之道来劝化父母，才是圣教至德。因此，契嵩认为，“圣人之法不顾乎世嗣。……故道虽在子而父母可以拜之。……见于母，母拜之。……不拜重节，母拜重礼。”契嵩认为，礼节固然重要，但道更重要，所以母拜子既是礼，但又不失于道。以出世理念为标准来观察孝，提昇了孝的道德地位。这样，佛教出家离世，虽是儒家极力反对，但契嵩认为，这正是佛教孝道之优胜性。

儒佛同孝，但其内容和形式不尽相同，佛教给予其神圣、超越意义，从三世轮迴，究脱离苦等方面来理解和观察孝道。佛子不但不违儒家之孝，而且行的是至道大孝。

僧人出家，正法离情，但并不遗弃亲人，而是爱所有父母。这样，佛教的孝道弥补了儒家孝道之不足，将“居丧三年”之实践赋与宗教意义。契嵩认为，佛子亦应如儒家所说的那样临丧亦哀。父母亡，子女哀，这是人之常情。世尊为父扶棺，目连丧母恸哭，世尊涅槃时，人天悲恸，这都是佛教临丧亦哀之表现。但是，佛教教导人们离欲清淨，明无常苦空之理，故教人临丧而弗哀，以达至安忍。

契嵩以僧人的身份，倡导孝道，一方面倡导儒佛一致，另一方面昌明佛教孝道。如此既不违背印度佛教，同时亦契应当时中国社会文化。契嵩说：“吾虽不贤，其为僧为人，亦可谓志在原教，而行在孝论。”所谓“原教”，并非指过去任何形式之佛教，而是根本佛教，即佛法。契嵩试图依佛法为根本，创立与儒家会通、但又超越儒教的孝道论。

契嵩、乃至历代高僧，努力会通儒佛，提倡“孝戒”理念，其主要方法是“以佛通儒”，有时甚至不惜“格义”佛教，其目的是为了契合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契嵩说：“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儒佛会通，利益治世出世间，完善天下大治。

正如契嵩在上仁宗皇帝书云：“愿垂天下，使儒者儒之，佛者佛之，各以其法，赞陛下之化治。”佛教以另类形式来协助治化，呈现自己的价值。

这样，佛教孝道重在出世之实践，把孝敬现世父母扩大至慈悲三世父母，无害一切众生；以正法劝化、教导他们，最终脱离生死轮迴。

佛教初传中国时，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早已高度发展，与社会政治紧密结合，成为中国文化主流。佛教一方面积极进行自我格义，另一方面又努力保持自己的特色。

到了两宋之际，儒学复兴，大举辟佛。佛教界强化自我审查，不惜放低自己，以佛注儒，重申儒佛合一。契嵩等人从儒家孝道观出发，或以此为根本，对应提出佛教孝道理念和实践，创造性地诠释“孝名为戒”理念。在此叙述过程中，虽然他们没有大张旗鼓地宣扬佛教与儒家之不同孝道观，但是他们没有忘失佛教孝道根本及其特色—相互性—义务和责任互益、报恩性—相向平等、三世性—慈护一切众生、和出世性—佛法劝化。如何充分发扬佛教孝道特色，重新诠释现代孝道观，规范人们在家庭、社会、国家、乃至世界中关係，履行此关係中的相互责任，这将是佛教孝道中国化的现代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