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年6月15日-16日，由西安市大慈恩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主办的“玄奘与文明交流互鉴”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大德高僧、专家学者、各界贤达齐聚古城，共溯玄奘精神，共话文明交融。本次研讨会以唐代高僧玄奘法师西行为基点，深入挖掘其穿越时空的精神价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南雍学者”特任讲座教授、南京大学东方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洪修平出席研讨会，并发表题为《略论玄奘求法、译经和创宗对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贡献》的主题演讲。凤凰网佛教文化编发其部分观点如下：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南雍学者”特任讲座教授、南京大学东方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洪修平发表主题演讲

玄奘所创立的法相唯识宗对东亚文明的丰富多彩和交流互鉴做出了积极贡献。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中国实际上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这一时期世界上最著名的佛教学者，包括玄奘在内，还有智顗、道宣、法藏、惠能等，都是中国人。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纷纷派遣留学僧到中国学佛，许多中国僧人也应邀到国外弘传佛法。中国佛教文化在这些国家广为传播，对当地的哲学、政治、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就法相唯识宗而言，玄奘从印度取经归国后，在西安弘福寺、大慈恩寺广译佛经，创建了法相唯识宗，进一步提高了长安作为全国佛教中心的地位，增强了长安对于外国僧侣的吸引力。在长安的外国僧人中，日本僧侣最多。据记载，日本前后任命“遣唐使”共19次，其中6次为迎送使臣，其余13次（自630～894年）主旨都是观摩摄取唐文化。“遣唐使”官一般选择通达经史、娴习文艺者担任，使团成员中有医师、阴阳师、画师、船师、玉生、史生、音乐长等，还有众多的求法僧、学问僧随行。每次总共有几百人，其中717年、733年、838年的3次人数均在550人以上。由于进入京都需经唐朝政府批准，所以求法僧和学问僧并非人人都能进入长安。据日本现存史籍记载，随遣唐史进入长安的知名日僧在40人以上。这些日僧在中国常常一住就是一二十年，最多的达四十年。其中学法相唯识学而影响较大的就有：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道昭与道严等随国使入唐，受教于慈恩寺玄奘，攻法相论，兼及《俱舍》；显庆三年（658年），智通、智达入唐，从玄奘、窥基学习；玄防，于开元四年（716年）入唐，从法相唯识宗三祖智周学习唯识宗义，达十九年。

唐代从朝鲜半岛来华游学的僧人也很多。在楚州（江苏淮安）以北（今苏北及山东沿海一带）建有许多新罗坊、新罗院，许多僧人随玄奘等西行求法。前面提到的作为玄奘四大高足之一的神昉也是新罗人，他随玄奘受学译经，先后担任笔受、缀文，在学习中国佛教文化的同时，也为中国的译经事业做出了贡献。玄奘另一新罗弟子圆测通达《瑜伽》、《唯识》诸论，被任命为长安西明寺大德，圆测门下亦有不少新罗高僧，其中胜庄曾任长安大荐福寺大德及义净译场的证义。中外僧人在长安共译佛典，从一个侧面映现出中外文化的合作与交流。

唐代繁盛、深厚的中国佛教文化，以其丰富的内容、众多的流派、强劲的力度，通过中外僧侣的友好交往而远播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地，对印度、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等地的佛教也有影响。

日本佛教是由中国传入的，随着一批批来中国的隋唐两代留学僧返日，以及中国僧人东渡弘化，逐渐形成了日本佛教的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成实宗、俱舍宗等“奈良六宗”（亦称“南都六宗”）。其中的法相宗，由入唐师从玄奘的道昭、道严等于公元660年携新译经论回到日本，住元兴寺，大弘唯识论，成为日本法相宗的始祖。其师弟智通、智达自唐归国后，成为日本法相宗的第二传。武周长安三年（703年），新罗僧人智凤、智鸾和智雄等入唐，从中国法相唯识宗的第三代传人智周学习，后赴日弘法，成为日本法相宗第三传。智凤的再传弟子玄昉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携经论章疏5000余卷以及佛像等告别恩师智周，由唐返日，在奈良兴福寺大弘所学，是为第四传。其中的俱舍宗，乃是由玄奘门下的日僧道昭、智通、智达等将《俱舍论》传入日本而形成，俱舍宗并没有独立寺院，只是作为法相宗的附宗流行。

中国佛教早在4世纪也传至朝鲜半岛。隋唐时期，大批朝鲜僧人来华留学求法。玄奘的再传弟子、新罗高僧道证在唐学习，功德圆满后，携佛典及天文图等返国，著有《成唯识论纲要》等多种著作。道证弟子、新罗人太贤（一作大贤）精通唯识学，著有《成唯识论决释》等经论作品42部，在弘传法相唯识学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佛教文化的全面输出，直接促进了东亚文明的交流互鉴和东亚国家佛教文化的繁荣，玄奘及其所创的法相唯识宗，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