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年6月15日-16日，由西安市大慈恩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主办的“玄奘与文明交流互鉴”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举行。站在新时代的社会背景下，回望一千三百多年前佛教中国化的一代宗师——玄奘大师的行履成就。他历尽千辛万苦的西行求法，为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陕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道宏法师在研讨会上发表了《从玄奘时代看西域佛教的中国化特色》的主题演讲，凤凰网佛教文化摘录部分主要观点如下：

陕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道宏法师

玄奘不仅在中印佛教交流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准确记录了佛教在西域传播的详细情况。西域地区的佛教在以他而命名的玄奘时代深受中原历史文化的浸润，不断走上了中国化道路，书写了灿烂的一面，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兼容并包。佛教自印度传入西域地区后，迅速与当地的历史文化相融合，同时又深受中原历史文化影响，特别是在佛教回传过程中，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本文试图以玄奘时代为切入点，努力探索佛教在西域地区传播过程中的中国化特色。‌

自张骞出使西域以来，西域与中原的交流往来绵延不绝。佛教作为玄奘时代西域的主要宗教，同时也深受汉传佛教的“反哺”，因此无论在教义思想，还是建筑艺术等各个方面都有浓厚的中原文化因素，具有鲜明的中国化特色。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

中原佛教思想反哺西域佛教理论

‌随着中原佛教回传，大批汉僧从中原来到西域修习禅定。据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记载，“且于安西……有两所汉僧住持。行大乘法。……大云寺主秀行，善能讲说。先是京中七宝台寺僧。大云寺维那，名义超，善解律藏。旧是京中庄严寺僧也。大云寺上座，名明恽。大有行业，说是京中僧。”又“于阗有一汉寺，名龙兴寺，有一汉僧，名□□。是彼寺主。大好住持。彼僧是河北冀州人士。疏勒亦有汉大云寺。有一汉僧住持，即是岷州人士”。如是，大量的汉僧到来，同时也带来了中原佛教思想。《大唐西域记》中就有关于于阗“宴坐入定”的记录。《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在高昌“仍屈停一月讲仁王经”。相关研究表明，《仁王经》虽然出现于东晋，但直至南朝时期才得到各宗的认可。摄论宗（真谛）、天台宗（智顗）、三论宗（吉藏）、地论宗（慧光）等各宗宗师竞相解许，《仁王经》也由普通的供养经逐渐增加了护国内容。麹文泰邀请玄奘讲《仁王经》便说明高昌存在推崇《仁王经》的文化氛围。而这部经文由中原僧人撰述而成，高昌地区对此经的推崇，显然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6]。因此，玄奘时代的西域佛教在理论和教义方面深受中原佛教的影响。

中原佛教制度促进西域佛教管理

‌西域地区的佛寺不仅是宗教场所，同时也是社会活动的重要载体。《大唐西域记》记载屈支国“每岁秋分数十日，举国僧徒皆来（寺院）会集……国王、大臣、士庶、豪右四事供养，久而弥敬”。由于西域诸国王室多崇佛，国王常以“转轮王”自居，直接参与寺院建设。经济方面，西域佛寺借鉴了中原的“寺户”制度，拥有依附农民和土地，形成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根据吐鲁番出土的文书记载，高昌寺院通过租佃土地、经营手工业积累财富。因此，西域诸国非常重视对佛教的管理，效仿中原设立僧官体系。例如高昌国设有“僧统”“寺主”等职位，管理僧团事务，与唐代中原的僧官制度（如“僧录司”）相呼应。玄奘途经高昌时，国王麴文泰以国师礼遇玄奘，并要求其讲经，这体现了王权对佛教的管控，这种管控模式同样与中原王朝相似。此外，中原王朝出于稳定边关军心、慰籍官兵内心，注重发挥佛教的积极作用，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官寺。西域地区在唐以前就存在一定数量的汉式佛寺，且西域曾奉唐朝敕令而建立汉化佛寺，它们统属于住在龟兹的四镇都统，而此四镇都统，与其他官寺的重要僧官一样，很可能是从京师直接派至安西地区来的。前后所提及的大云寺、龙兴寺就具有较强的官寺特征。

中原建筑风格影响西域佛寺建设

‌如前所述，西域佛教建筑进入玄奘时代，无论是在石窟还是寺院的形制都受到了中原佛寺建筑的影响。其中，莫尔寺遗址作为我国早期大型地面佛寺和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始建于公元3世纪，到公元10世纪后逐渐废弃，前后延续时间近700年，其建筑风格展现了西域佛寺建筑风格的演变历程。现存的佛塔遗址中，圆型佛塔遗址是具有三重方形塔基的覆钵塔，明显受到印度窣堵坡的风格影响。而方形塔虽然因毁坏严重难以确定原来的形状和性质，但其逐层收分，形成阶梯状层级，这种“方台叠涩”结构接近中原楼阁的方形基座传统。就单体建筑布局而言，该遗址发现具有“回”字形结构的佛殿，这种形制的佛殿是公元4-6世纪塔里木盆地地区普遍流行的建筑样式。截至目前，考古学家基本复原了山门大道、山门大殿、独栋式僧房、回字形佛殿、汉传佛教布局风格的建筑等等，体现出汉传佛教建筑布局特点。结合出土发现的木质建筑构件，都可以反映出该佛寺遗址深受中原地区佛教建筑风格的影响。因此，学术界推断，莫尔寺的佛殿与武则天时期在疏勒建造的大云寺之间可能存在一定联系。

中原艺术文化浸润西域佛教信仰

‌西域位处丝绸之路要道，中原艺术文化通过东来西往的僧侣、商人传到了西域，对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玄奘时代，中原的雕塑、绘画等艺术文化极大地影响了西域佛教信仰。如库木吐拉石窟因有很多具有浓郁中原地区艺术风格的汉风洞窟而著称，成为这一时期龟兹佛教文化艺术的代表。其中第58窟主室券顶中脊，就绘有天相图，这种在建筑顶部中脊绘制天相图的构图形式，在汉代中原地区的券顶砖室墓中可以看到。另外，壁画中的菩萨装饰一般是高高的发髻、戴小花冠，胸前着细缨络，上身披巾下垂，横于胸腹之间两道。这是唐代画菩萨像的突出特点。供养人像所穿的衫、幞头和武士头上的雉尾，也都有唐代服饰的特点。此外，壁画上一般都有用汉字墨书的榜题，具有汉晋以来中原绘画“左图右史”的传统形式。有的窟还直接绘出汉人礼拜的形象。另外，经变画绘有阿弥陀佛净土变、弥勒净土变等经变画，内容明显地具有大乘佛教的特点。这些壁画不仅题材与唐代流行的净土思想接近，更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融合了中原绘画的细腻笔触与西域佛教艺术的瑰丽色彩，展现出丝绸之路上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成为中原与西域佛教艺术交流的生动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