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年6月15日-16日，由西安市大慈恩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主办的“玄奘与文明交流互鉴”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举行。在历史的长河中，玄奘法师以其非凡的勇气和智慧，九死一生，西行求法，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玄奘西行也成为了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光辉典范。陕西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渭南市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渭南大觉寺住持本慧法师在研讨会上发表了《玄奘法师：佛教中国化的关键推手和思想灯塔》的主题演讲，凤凰网佛教文化摘录部分主要观点如下：

陕西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渭南市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渭南大觉寺住持本慧法师发表主题演讲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印度，由乔达摩・悉达多创立。西汉末年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初时的信仰形式是“与黄老并祠”，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与本土文化交流开始逐渐活跃，不断碰撞融合，生根发芽。在这一漫长历程中，众多高僧大德发挥了重要作用，玄奘法师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季羡林指出，佛教东传是一个不断（与中国文化）适应和融合的过程。玄奘法师的西行求法，和后续的译经讲学活动，对佛教中国化产生了划时代影响，成为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西行求法，是玄奘吹响推动佛教中国化的号角

玄奘出生于隋末河南洛州缑氏（今河南洛阳偃师市缑氏镇陈河村），原名陈祎。自幼聪慧，10岁时随其兄长捷法师住于洛阳净土寺，学习佛法，13岁时以远绍如来，近光遗法的宏大志向被特批剃度出家。此后，先后求学于长安、成都等佛法兴盛之地，师从众多高僧大德，广泛涉猎佛教各宗派经典。学习过程中，他发现由于佛经翻译者的水平不同和翻译工作中的错误，佛教界在教义上分歧严重，同样一个问题，不同宗派阐释差异就很大，甚至互相矛盾，不可调和，这种现象非常不利于人们获得佛法的正确答案，更加难于在实践中行持。为了获取准确的佛教真谛并介绍给中国的信众，于是决心西行求法，到佛教发源地印度去。

玄奘于贞观三年（629年）离开长安，踏上西行求法之路，最先考验他的就是穿越茫茫莫贺延碛沙漠，这里环境恶劣，缺水少粮，风沙漫天，稍有不慎就会迷失方向，葬身沙海。他在沙漠中行走了四天五夜，滴水未进，最终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找到了水源，走出了沙漠。他遇到的又一个困难是翻越凌山（今天山穆素尔岭），这里地势险峻，山峰高耸入云，终年积雪不化，道路非常艰险，常常有雪崩和山体滑坡。玄奘在穿越凌山时，遭遇了严寒和暴风雪的袭击，这也体现了玄奘法师不畏艰难，为法忘躯的精神。

凭借坚定信念和顽强毅力，玄奘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抵达印度。在印度，他先后在那烂陀寺、杖林山等地学习。在那烂陀寺，师从戒贤法师，深入学习《瑜伽师地论》《中论》《百论》等佛教经典，成为那烂陀寺的杰出学者，跻身十大德之一。他在印度各地游学，与众多高僧大德进行学术交流，他学习印度学者的思想、理念及研究方法，也把自己的学术见解与印度学者一起交流讨论，如和正量部学者交流的时候，他纯熟地运用因明逻辑思维，证明“唯识无境”观点，使很多学者叹服，他撰写的《会宗论》《制恶见论》等著作，对印度佛教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他的交流活动为促进中印佛教文化相互学习、融合交流、传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玄奘在曲女城无遮辩论大会上，以渊博学识和严密的论证，以及新颖的观点，取得了辩论大会上的胜利，名震五印，被尊称为“大乘天”和“解脱天”。除了在佛教领域的成就，玄奘法师还对印度的文化、历史、地理、政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他详细记录印度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资料，回国后撰写了《大唐西域记》一书，这不仅是一部佛教游记，更是一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地理和文化著作。书中记载了他所经过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包括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山川地貌、气候物产、宗教信仰、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内容，对后世研究古代中亚和印度的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古代印度的百科全书”。

玄奘法师的西行之路，不仅是一次求法之旅，更是一次文化交流之旅。他在西行途中，与沿途各国的人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传播了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也吸收了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他的西行经历，促进了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为两国之间的友谊谱写了美丽的佳话。他的精神和事迹，激励着后人不断追求真理，勇于探索未知，为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正如古人所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玄奘法师用他的一生，诠释了这种追求真理、不畏艰难的精神，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

佛经翻译的创新与探索，是玄奘推动佛教中国化抓手

玄奘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原则，“求真”是指译本必须忠于印度佛教文本，不背原义、不掉字，原汁原味翻译佛经。“喻俗”是指佛经译文要通俗易懂、符合中国表达习惯、语言要容易为中国民众接受。为此玄奘采取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在翻译中，玄奘将重点佛教词汇直接译出，同时加以保留原义的音译方式，比如“涅槃”“般若”等。对于复杂较长语段，则根据上下文及中国文化语境，调整句子的顺序进行必要的意译，如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时，对晦涩难懂的词句，以增加注释、调整语句等使译文顺畅。他还总结历代佛经翻译的特点，总结出“五不翻”经验。

在中国佛教哲学史上，玄奘最为重要的贡献是翻译经典，影响最大的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该经阐释“空性”，认为世间一切有形的事物和无形精神皆因缘而生，缘谢而灭，没有一成不变的存在，这就是“空”，“空性”是事物的本来面目。“空性”思想对于在中国佛教徒理解佛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哲学认识论上有着重要的作用。还有他翻译的《解深密经》等一大批唯识宗经典主张的唯识无境思想，认为一切事物不过是阿赖耶识的显象，事物的发展变化也由同样蕴藏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势力”支配。唯识无境理论让唯心哲学更具辩证性，达到极高的水平。随着玄奘翻译出来更多更准确的佛教经典，不仅以前的歧义得到弥合，更加推动各宗派的的交流与融合，并彼此启发，使佛教哲学得到深化与发展。

经典的准确翻译，传达了佛教思想的真谛，消除了中国佛教徒的理解歧义，众多文人学者根据玄奘翻译的经典思想而创作的大量有关佛教内容诗歌、散文等，使佛教文化在民间的传播更加广泛和深入。

理论的转化与再创造，是玄奘推动佛教中国化的思想武器

（一）空性与道家的“无为”

玄奘对于“空性”的解说与道家“无为”有微妙的区别之处，道家的“无为”是指顺应自然规律的变化，不去做人工的干预，玄奘在解说其“空性”思想之时，借鉴和融合了道家“无为”的思想，如《大乘庄严经论》说，所谓空性，“岂言有物而定名彼空？情根尚有虚诳之相，云何内知外物之实？故以缘法，是事非常”，他认为，“空性”与“缘起”是相互依存、相互统一的关系。“缘起”指世间万物皆由因缘和合而生，任何事物都依赖于特定的条件和因素而存在，而“空性”则是指在这种因缘和合的状态下，事物并没有独立、永恒的实体，其本质是空无自性的。玄奘运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如阴阳相生、有无相生等观念，来分析“空性”与“缘起”的关系，使佛教哲学的这一核心思想更易于被中国学者和信众理解和接受。他指出，就如同阴阳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一样，“空性”与“缘起”也是不可分割的，“缘起”是“空性”的体现，“空性”是“缘起”的本质，提醒佛教徒不要执着事物表相，应该遵循事物本身的变化规律，这种解释，为佛教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佛教哲学的中国化进程，使佛教哲学能够更好地融入中国传统哲学体系，与道家、儒家思想共同构成中国哲学思想的多元格局。

（二）佛教慈悲与儒家仁爱思想的对话

大乘佛教慈悲观念提倡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和儒家仁爱思想在原理上有着呼应之处。儒家的“仁者爱人”，强调人对人的关爱、尊重和义务，提倡以道德修养和人伦秩序来实现爱人主张。大乘佛教慈悲观念更强调对一切众生关爱、普度，将众生之解脱当作佛教徒自己的修行目标。玄奘传扬、阐释佛教教义时，重视将大乘佛教的慈悲精神与儒家仁爱思想结合起来，一方面鼓励佛教徒注重内心道德修养，另一方面他号召佛教徒关心社会，甚至要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唐代佛教寺院设立慈善机构，救济、救助贫困百姓食物与医药等，这是通过切切实实的公益事业来体现佛教教义中慈悲的观念，把儒家仁爱的要求扩展至对天下一切的普遍的佛教关怀。这种做法使佛教能够更为广泛、深入地影响和参与到社会中去。

（三）使佛教三法印中国化

佛教的三法印，即“无常”“无我”“涅槃寂静”，是佛教教义的核心准则。玄奘在传播佛教的过程中，将三法印与中国本土的道家和儒家思想进行了融合。对于“无常”，他结合道家的“万物皆变”思想，强调世间万物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这与道家对自然和宇宙变化规律的认识相契合。在解释“无我”时，他借鉴儒家对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思考，指出个体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社会、他人相互关联，不存在独立的、绝对的“自我”，从而使“无我”的概念更符合中国社会的伦理观念、而对于“涅槃寂静”，则与儒家之“内圣外王”、道家之“逍遥”相仿，认为修习入涅槃是一种心灵的静寂与超脱，同时也是向心外的奉献与自然的和谐，从而使“涅槃寂静”这一抽象化的佛教教义中国化。

（四）玄奘创立法相宗及对禅宗提供理论支持

玄奘的理念以及译典对于禅宗的创立、法相宗的形成都有重要的影响。法相宗直接继承玄奘所翻译的经典，注重名相概念的把握与唯识思想究竟，以严丝合缝的逻辑推导来建立理论框架，在精妙深刻的思辨过程之中阐述佛理。玄奘的译学与讲学直接对法相宗的创立、演进奠定了理论依据，培养了法相宗的重要人物圆测、窥基等。然而。禅宗修行方式、教理阐释和法义演论等方面，与法相宗却又有不同，但是玄奘所引入的印度佛教的思想也对于禅宗的形成带来了启发和帮助。禅宗的修行方式中所主张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顿悟法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印度佛教的般若学和、心性思想的影响，而把这些思想介绍到中国来的正是玄奘。而玄奘因明学中的逻辑思辨，也影响到了禅宗的机锋相对，使得禅宗实践过程中，包含丰的引人入胜的哲学思辨性。

与中国社会的互动，是玄奘推动佛教中国化的下场检验

（一）佛教修行法门的本土化

玄奘把印度的佛教修行实践进行了中国化处理，印度佛教修行中有很多严苛极端的做法，玄奘根据中国社会以及人民的现实生存状况，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剔除不必要的极端与严苛，把它变为大众化的修行方式，强调在现实生活之中通过内心觉悟来实现修行的效果。他要求将修行融入现实生活，不再只是局限于寺内，而应融入到生活、工作和人际交往中，在日程生活中与人交往、孝敬父母和读书求学，在日常生活中处处体现佛法，接受佛法的指导。换言之，要懂得在日常生活、劳作和学习中将佛法与自己的心境融为一体，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即是这种改造的体现。百姓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佛教的慈悲、般若等，将佛法融入生活，根植民间，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化的民间佛教信仰形态。

（二）玄奘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界的互动

玄奘和唐代政治的核心力量有密切接触，回国后，受到唐太宗等人礼遇，译经活动受官方支持，提供人力、物力上的支持，兴建了专门的翻译场，集结了庞大的翻译队伍，使得玄奘出色地完成了译经任务。唐太宗对于玄奘的西行所见所闻及其取回的佛教经典颇有兴趣，进行了多次接见问询，玄奘也以佛教的角度对统治者治理国家和服务人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上受到礼遇，为佛教传播到基层地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使得佛教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流布。统治者的支持，为玄奘推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文化层面上，玄奘的西行求法和翻译工作是当时文化活动重要内容，几乎已经家喻户晓，其事迹也引起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如唐岑参便有吟诵玄奘西游记取经功业的诗歌流传。唐代文人探讨佛教义理，并运用文学手段进行创作，使佛教的空寂和禅趣思想渗透在文学创作之中，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唐代诗歌创作的题材。玄奘从印度带来的佛教及印度元素也丰富了唐代文化的内涵。与文化名流开展交往，进行学术探讨，促进了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三）对佛教寺庙功能进行中国化改造

玄奘借鉴印度佛教寺院的体制，又根据实际情况对中国佛寺制度进行了补充改进。印度佛教寺院主要用于修行以及讲习教义，但中国佛教寺院不但具有这种功能，还担负着社会的生产事业、慈善事业以及文教事业等多种功能。玄奘还为佛教寺院秩序的建立与规章制度的制订做了大量工作，确立了中国寺院的组织机构，以及僧众的具体分工和寺院经济管理制度等。玄奘还提倡寺院应该多做济世救人的慈善活动，比如营造义仓、救助饥荒等社会慈善，使佛教寺院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多积极的作用。一系列改进举措，让中国佛教的寺院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更加契合中国社会的需要，得到了社会人士普遍的好评和支持，也有利于佛教进一步在中国社会扎根。

玄奘法师的佛教中国化遗产

玄奘佛学文化思想的流传与影响：玄奘的佛学遗产，对后世佛教尤其是中国佛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译经著作，成了中国后世佛教僧人研习的经典；他对佛教教义的研究与弘扬为后世佛教各宗派的成立与发展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他的因明学研究成果对中国古代逻辑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启发了中国后世学者。在当代学界，关于玄奘的译经与学术思想依然是重要的研究方向，努力挖掘玄奘学术思想和文化遗产，对于促进了佛教的良性发展与健康传承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玄奘的佛学思想对后代文化的影响力：法相宗在唐代后期衰落，但玄奘唯识思想对宋明理学有一定的影响，如宋明理学中有某些思想家就受法相宗唯识思想启发而探讨心性和天理的关系。华严、天台宗也是得益于此。华严宗提倡“法界缘起”，主张世界万物间彼此缘生，圆融不隔，在建构庞大而美妙的哲学体系时，也是受启发于玄奘所介绍的大乘佛教真如本心和“缘起性空”思想。天台宗的“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等，都有关于真如本心和性空思想的并联。玄奘的佛学思想，就是这样为这些宗派的发展注入营养，构成他们所特有的学术思想风格，从而共同丰富中国佛教的内涵。

玄奘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与认知：玄奘在中国文化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文化交流使者、佛教一代宗师，其西行求法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划时代问意义的壮举，是一次跨越地域与文化的伟大探索，他把印度佛教文化引入中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他所译的佛教经论则是一座永远的丰碑，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基石，为后世的佛学研究、修行实践提供了权威的经教依据。

在历史记载中，玄奘的事迹被详细记录在《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典籍里，这些文献不仅是研究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也生动展现了玄奘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卓越的智慧。在文学领域，以他为原型创作的《西游记》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通过神话与传奇的演绎，让玄奘的形象家喻户晓，广泛宣传了佛教文化和玄奘的精神品质。在艺术创作方面，无论是绘画、雕塑还是戏曲和民间传说，都不乏以玄奘为主题的作品，在这些作品当中，玄奘成为孝道、智慧、坚毅、忠诚和勇气的化身，受到人民群众的歌颂，反映了人们对玄奘的认可与景仰。可以说，玄奘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他的故事成为激励人们追求真理、克服困难的精神动力。

结论

对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而言，玄奘法师可谓具有开创意义的伟大历史功臣。其西行求法，带来了正确的佛教经典及教义，弥合了存在已久的教义分歧，让中国佛教徒以更直接的方式准确把握佛教思想的主旨；其翻译事业不仅是语言的转写、是梵汉文字的对应，更是一种佛学思想的再创作，通过“求真”、“喻俗”的翻译观，让佛教经典以更贴近中国语言文化背景及大众思维认知习惯的方式得以阐释和呈现，对佛教在中国民间的快速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哲学而言，将印度佛教哲学思想与中国固有的儒家和道家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中国佛教的核心教义如“空性”“缘起”“三法印”进行创造性的重新阐释，促进了佛教哲学的中国化历程，使得它成为了中国传统哲学体系中的一部分；就实践层面的贡献言，其推动了寺庙制度建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规范了寺庙的组织机构及僧众职责划分等问题，对寺院的经济管理等相关制度作出了基本规定；在文化沟通方面，对内而言，积极与本土文化如儒家和道家思想体系开展的沟通，促进佛教了中国化进程；对外而言，是打通印度与中国的文化交流的路径，使中印文化实现了哲学及科学、艺术等领域的沟通与互动，推动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可以说，没有玄奘，佛教的中国化就不会如此巨大的成就，毫不夸张地说，玄奘法师是佛教中国化的最主要推手和思想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