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票的故事

1991年冬天第一次随净慧长老到柏林禅寺的时候，寺院是卖门票的，两块钱一张。那时寺院刚刚开始复建，前面是简陋的院墙，中间设一铁门，成为出入的门户，也是售票的地方。通常会有一两个出家人守门，卖票收钱，放人进来，倒也简便。

第二年秋天，断然辞去工作，来这里剃度，僧装着身，进入梦寐以求的出家生活。剃度后不久的一天中午，我沿着普光明殿前的甬道往外散步时，突然听到山门方向一阵喧哗，之后看到人流向内狂涌，旋即收眼，见看门的僧人气喘吁吁跑过，有两位本地村民模样的男子紧随其后追赶。我还没完全反应过来，看门僧人已跑到普光明殿前的丹墀上，被那两位男子追上，一阵拳打脚踢。此时还有村民不断从我身边冲过去，赶往丹墀支援，很像电影里农民起义攻进地主庄园的情形。在一阵惊慌中我的举止完全失措，对着汹涌而入的村民张开两臂，用央求的口吻说：“求求你们！别进来！”当然我这文绉绉、脆弱弱的做派是不起作用的了。看门僧人被打伤住院。

后来知道事情的原委：中午想进寺院参观的村民不少，有一位村民不愿意买票，强行向里面闯，和看门者发生了推搡，其他人借机起哄，致情势失控，看门的僧人无奈向寺内逃避，于是就有了前面的一幕。

这时候，师父在北京。回到寺院听说了情况，情绪有些激动：“……打我和尚！”言语间哽咽不能自已，我们能感受到他悲愤交集的心情。

1992年举行普光明殿落成典礼时寺院概貌

寺院看门的僧人和本地村民因入寺买票发生纠纷，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就在这一年春季，我来寺小住期间，有村民在寺院东墙上用粉笔写了醒目的一句话：“寺是好寺，僧是坏僧！”那时寺内僧人并不多，约二十来人，和村民接触的机会也少。“坏僧”的恶评应该来自门口卖票的啰嗦。有法师和我说，之前在一次因卖票而起的冲突中，恰逢当班的僧人是个狠人，将一位村民追赶到很远云云。

师父回寺看到墙上的“好坏”留言，很受触动，当晚集合寺院全体僧众开会，发表了很长也很动情的讲话。他说：佛教是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出家人是佛的代表，和附近的老百姓关系都处不好，何有“慈悲”可言！这些从佛教教义联系到出家人待人接物心态的道理讲了很长，多数都记不住了，但是下面这些话却令我终生难忘：1952年随侍虚云老和尚到北京，虚老慈悲给我和慈藏几天假去朝礼五台山和大同云冈石窟。在五台山，我们看到了一些破败无人的寺院，寺内但凡门窗一类值钱或可用的东西都被附近老百姓拆走。我体会到，修建一座寺院不容易，但是因缘到了，老百姓拆毁一座寺院，只需要一个下午！所以，一座寺院只有得到周边老百姓发自内心地维护、爱护，才能长治久安！寺院是鱼，周围的群众是水。离开了水，鱼活不了！最后师父还提议把那天定为“寺耻日”。

师父教导我们善待群众的话音刚刚落下，群众中就有人打伤了寺院和尚，这大概让他很无奈吧，似乎没法向僧众交待一样。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一贯的理念和做法。寺院、僧众在实际行动中永远要坚守自己信仰的价值，群众属于佛教概念中的“众生”，永远是要被尊重被接受的，他们偶尔的无理也是要被包容的。打了贴膏药，骂了风吹过嘛！修建寺院，从佛教徒信仰的立场看，很重要，很神圣，但是对于世俗生活中的许多群众，却有可能是一种干扰，尤其当寺院给他们带来的利益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时。所以有几次师父还向当地官员表达“我们来这里建寺院，多有打扰……”的意思。这种理念后来师父概括为四个“大众”：大众认同，大众参与，大众成就，大众分享，成为我们办一切事情的指导原则。

四个“大众”的指导原则，从寺院建设时期一直坚持到现在

1996年，师父断然决定，寺院从此不再卖门票。除了因为卖票容易引起纠纷外，他还讲了一个简单而又清晰的逻辑：寺院本来是社会大众出资修建的，他们进来还要掏钱买票，这不合理。其实仔细分析，进寺院买票的人并不多：政府人员不会买，佛教信徒凭皈依证不用买，本地村民后来也不用买票，唯有陌生的游人香客要买票。彻底取消门票，也取消了因门票而存在的不平等，杜绝了可能出现的纷争。

有门票的时候觉得这件事很烦人，取消了门票，才发现烦恼更多。这些烦恼就是寺院管理新增加的许多挑战与压力。在这种情景下，又对那些卖门票的寺院多了一分理解。许多寺院的门票多年就是两块五块的，并不高，但成为对入寺人员的一种拣择手段。没有门票，人员进出毫无“门槛”，寺院的卫生、治安都压力陡增。为此我们加强了门岗值守，后来确定了从专业保安公司购买服务的模式，由专职保安负责寺院平时的秩序。但仍然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周六日或农历初一、十五人多的时候，香客专注地礼佛或上香完毕，一摸衣兜，财物被窃——扒手们爱上了寺院！和虔诚的信徒集中在某些日子到寺院一样，这一带的小偷们也随之形成了到寺院作案的时间节奏，甚至都可以想象他们为此召开“工作会议”调度人手的情形。

这个麻烦寺院自己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保安没有执法权，只能求助公安部门。县公安局的领导很重视。组织专业“反扒”高手在香客集中的日子到寺院巡查，现场多有抓获。逐渐地，小偷入寺行窃的现象基本绝迹了。中间一旦出现反复，我们就联系公安部门，“祭出”反扒大招。对方也只能畏难而退了！

唐僧的法和唐僧的肉

我最初到柏林禅寺，这里只有一座古塔，几株古柏，一些五六十年代留下的旧校舍。一片荒芜中，复建的工作刚刚起步。出家剃度时，新建的第一座殿堂普光明殿落成，进了山门走到中间甬道上就能看到，像是寒冬之后荒原上冒出的第一株嫩绿，很是醒目。虽然如此，寺院总体看还是形貌未具。因此来寺院的人也很少。

普光明殿落成后，初一十五会有一些信徒来寺上香，平时偶尔也会有几个游人。大约从这时候开始，寺院所在的东门村有六七个村民拿着相机每天在寺院晃悠，有游客时可以提供照相服务，谋得微利。我们对此保持默认，不明确赞许，也不反对，倒也相安无事。

1995年，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将寺后面积四十多亩的低洼大坑买下。到1999年，师父的思路逐渐清晰，计划将这块地改造，在上面修建万佛楼。当初办理买地的各种手续由我一手经办。决定了改造修建方案，师父也安排我全权筹划推进。若干年后才醒悟，老和尚这时候是在给我下接班的“套”呢。那时候心思单纯，一意孤行，勇往直前，不折不扣落实师父的指示，哪里有多想。

万佛楼工程方案启动之初，关于自己的未来没有多想，但是关于寺院的未来我却想了很多。虽然师父作出决定后我全力以赴，但其实自己内心对这样的工程兴趣缺缺。有一次我对师父说：“师父，咱们不搞修建，就住这旧房子，好好用功不行吗？”师父说：“寺院不只是出家人的，我们住可以，居士们来住就不行了。”这个意思是，寺院还有社会责任，还有服务信众、服务社会的功能，不能局限于满足出家人的需求。这个道理我那时是能理解也能接受的，只是觉得寺院这个随社会需求而转的方面要有边界，不能放弃自己的本位。

1998年主要为居士提供住宿的茶香楼和云水楼动工

所以当万佛楼还在筹划阶段时，我就生出许多担忧。万佛楼修建起来后，到寺院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来的人也未必都是学佛的，许多人是来游玩观光。寺院作为宗教场所的宗教功能之外的旅游功能将会日益突显。这两种功能有时是冲突的。比如前面提到在寺内照相的村民。由于来寺的游客渐多，开始出现讲解导览的需求，他们中个别人开始承接讲解业务。这些都会使寺院内部空间的功能多样化，管理也更复杂。

于是我自作主张，策划了一个终止村民入寺照相牟利的计划。先电话向在北京的师父汇报，他听了没多说什么。然后在半月生活会上向全体僧众作动员说明，之后向县主管部门、县公安部门汇报，取得他们的同意和支持。

时在1999年初秋，我的计划出炉了。先是贴出通告，大意是说，在寺里经营照相业务的村民出现诸多乱相，影响了寺院宗教活动秩序，破坏了寺院幽静神圣的气氛，自一个月后的某月日起，寺院将禁止此类经营活动，带相机者也将禁止入内，照相服务只能局限于山门外，还寺院以清净庄严的本来面貌云云。

恰在此时，我要外出参加一个学习活动，将此事安排给客堂继续推进。不出意外，寺院的这个决定在村民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们几次群起到客堂表达不满与抗议。知客也多次通过电话联系我请示应对之策。后来没再通电话，感觉渐渐平息。

一周后我从外地回到寺院，才知道事情的真相：期间，师父回来，将我的计划叫停了！安排人把通告撕下来，还请那几位照相的村民到寺院座谈，善言慰喻，送他们手串等吉祥物……

这时师父也回北京了，通过电话给了我一些开导，强调附近群众对寺院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强调他们生活的不容易，一个人在寺院哪怕一天挣十块钱，对一个家庭来说也意义重大……

我使劲儿说服自己：也许老和尚过去在农村劳动改造期间目睹了农民太多的艰辛，把照相的这些村民当成他的老乡了……但苦心孤诣的计划被否决，情绪上要完全接受，对我来说并不容易。那时候我简单地把寺院功能定位为服务出家人和佛教徒的学佛修行。让它再照顾老百姓的生计，感觉不可思议。这可能是没经历过文革的我和老一辈出家人的“代沟”吧。当然师父做出的决定，对我来说，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是要执行的。心里确实郁闷了好一些日子。

柏林禅寺恢复为宗教活动场所初期举办法会的情景

1999年的冬季，寺院后面大坑的改造建设工程进入前期实施阶段。经过约四年的艰苦努力，到2003年，一个多年以来积水、低洼（深达四米）的巨坑被填平，面貌一新，万佛楼、文殊阁、普贤阁三栋建筑完工，成为寺院后面的崭新景观，也吸引越来越多的游人香客。寺院的人气旺起来的同时，之前被默许在寺内照相的村民也发生了如我所预料的变化。

首先是人数极大的增加。因为纯粹是自发，没有管理机制。新人加入的过程也会发生某种斗争与排挤，但总人数明显增多。其次是他们服务的业务也从单纯的照相逐渐转为照相加讲解。之所以说“逐渐”是因为起初寺院明确反对他们无证导游，这也是当初我的计划流产后和他们的约定。但是金钱的吸引力总是巨大的。不断有人突破约定，期间和寺院之间又发生过几次小的冲撞。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他们集体在寺院门口举一个牌子表达心声，牌子上面写着“我们失去了土地，我们要工作”之类的话。

当时看到这句话，仿佛电流直击我心，使我的心绪趋于沉静，对这件事也获得了更深刻更透彻的理解：寺院所在的东门村，虽然属于县城，也还是农村。在城镇化扩张的进程中，这些村民们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稳定可靠的生计来源。寺院要面对的不是眼前的这些人，而是整个社会，是社会在发展中产生的诸多问题。发展中的社会就像一个势不可挡向前狂奔的巨人，而我们遇到的问题则属于这巨人冲过后留下的琐碎。想让寺院清净神圣如世外桃源的想法是多么幼稚，也多么不切实际啊！

佛教寺院在历史上就不单单是出家人的独享空间，而是承担着诸如集贸、文娱等功能的公共空间。寺院文化、出家人的信仰实践也是在和社会的互动中演进的。无论寺院还是出家人都不是社会之外的“孤岛”，因而都不能“独善其身”，而是要“兼善天下”、与时偕行。这或者就是大乘佛法得以成立的逻辑：在和我们生命有关联的众生获得觉悟之前，不会有个体的觉悟，因为并不存在绝对独立的个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让我们替向前狂奔的时代巨人清理善后出一些力吧！这不正是佛教寺院一直以来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吗？替社会兜底，为政府分忧！

不过到达这样的认知、降伏内心的不平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那一段时间我会经常在心里和他们理论：你们没有工作也不能找寺院啊！寺院并没有占你们的耕地！人生的贫穷不限于物质，还有精神！精神的贫穷就是没有智慧！让寺院里的师父们不受干扰地修行用功，出一些真正的高僧，给你们传授佛法的智慧不好吗？

我心里的村民们说：“不！我们不要高僧！我们要吃饭！我们要钱！”

心里的电影放到这里，自然就想起了《西游记》中唐僧的处境：你们别吃我，我去西天取经回来讲给你们听不好吗？唐僧得到的回答是：不！我们不想听你讲经，我们要当下吃你的肉！你的肉好过你的经！

以大乘佛法最彻底的教义，如果众生不想听法只想“吃肉”，菩萨行者还坚持“讲法”而不顾他们的实际需求，这是有过错的！他应该随顺他们，先解决他们“吃肉”的问题——这才是真正“众生本位”的大乘精神，也是我许久后才懂得的道理。本焕长老给人祝福，无非“发财发财发大财”和“升官升官升大官”两句，起初我觉得太俗气。多年后才理解，在老和尚心中，想“升官发财”和想“成佛”都是一样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老和尚也是应机说法呢！

就这样，越来越多的村民被默许在寺院作照相和导览的营生，人数最多时有一百多人。由于新增了导览的业务，他们的收入也颇为可观，一人养活全家不成问题。有一次我向一位领导介绍寺院情况，属于宗教的部分说完后，开玩笑说，这里还是一个负担着一百多人生计的“国有企业”呢……

2003年万佛楼落成开光，也是这一年的6月30日早课时，师父当众把一串通常只有住持才戴的挂珠套到我脖子上，使我成了代理住持，这一年我出家还不满十一年。第二年9月份，正式升座。

这时候，许多信众向我吐槽自发导览们的讲解，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漫无边际。英姿挺拔的韦陀菩萨被说成因爱慕而追随观音菩萨的侍卫，大黑天被称为“福德财神菩萨”云云。他们的一些“无稽之谈”虽然不靠谱，但都透露出和他们的人生处境相匹配的人间温情和利益关切。

我这才赫然发现，现今时代许多民众关于佛教的知识来自导览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组织人编写了有关寺院历史、佛教常识的册子。找了一个时间将导览们尽量集中起来，安排法师对他们进行培训。心里正陶醉于自己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的善巧，很快，现实的冷水就兜头浇下来。这些导览们大多数不能如我们设想的坐在那里认真听讲并汲取有关的知识，他们或者听不懂，或者记不住。少数人即使记住了，到现场讲解，还是会信手拈来自创自悟的“段子”……看起来我们那套正统规范的知识，不太有市场，或者许多游客感觉听得不过瘾，听“土产”的故事更有味儿……

我由此获得一个新的理解佛教历史的视角。佛教在历史上传播、传承的过程也就是被接受并被叙述的过程，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方也许是接受者。看起来像是被动的“被教化者”，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实践并叙述佛教的内涵。这类似“接受美学”的观点：一部作品，发表后就不再属于作者，读者在接受中重新创作了它。接受者与创作者同样重要。佛教，不单是佛陀的佛教，更是众生的佛教，众生们在接受中不断赋予它新的形态和叙述方式。这样看，僧团的重要性就突显出来。因为僧众的最大责任就是住持“教正法”（佛法理论的正解）和“证正法”（佛法的实证境界）。一个悖论是，僧人也来自社会，也离不开社会，也在社会大众整体的因缘中，他们也属于众生。

于是乎就有了下面的结论：有什么样的众生，就有什么样的佛教，什么样的时代造就什么样的佛教……

2010年柏林禅寺法师在赵县宾馆为导览培训

批发高僧

由于柏林禅寺是唐代禅门泰斗赵州禅师驻锡过的道场，被喻为“赵州祖庭”，因此受到日本韩国禅宗僧侣的尊崇，他们也经常组团来朝。到山门口迎接日韩来宾，成了我们很熟悉的工作。

日本佛教界重资历，因而也重年岁大的老和尚。许多宗派的管长年过八旬，九十多岁的管长往往常有，年逾期颐的宗派领袖也时而可见。想象一位高龄的老和尚，很庄重的慢慢走出来，那种风行草偃的气场，是日本人很心仪的！

到本世纪初，我国佛教界老一辈高僧日渐稀少，多数接班的年轻一代岁数上属他们孙子辈，中间整整缺了一代人。法脉传承的这一历史断层，像一个巨大的伤口，其影响之深远超乎人们想象。

有一天，我又穿着黄海青到山门口迎候日本禅宗的来客。大客车停下，日本长老依次下车，我过去合掌致礼，表示欢迎。为首的日本长老随我走了几步，问翻译：“这里的住持在哪里？”翻译指着我说：“这就是住持啊！”

在日本和尚心目中，赵州祖庭这样重要的寺院，其住持应该是一位年高德劭的老僧，如寺中古柏一般，散发出岁月的气息，结果却是一个年轻得不像话的和尚！不是古柏，是一株嫩苗！因出乎意料，所以睹面不识。

这是佛教历经文革劫难后造成的历史留痕。日本客人当然意识不到，就是我们许多国人又何尝能意识到！

大约在我就任住持前后，我国经济大腾飞大发展。各地修建的寺院逐渐多起来。建寺背后的动机、体制也很复杂。有些地方政府发起建寺，多数有对寺院带动地方旅游经济发展的期待；或者有些老板出资建的寺院，就是为了增加景区的人流量。建设的速度也都很快。柏林禅寺如果从1991年算起，到2003年建设完成，前后历时12年。因为都是自筹资金，有钱就做，没钱就等机缘。

比较起来，本世纪初兴起的建寺，速度快很多。因为多数是由一个或几个人投入巨资，顶多三五年，一片古建风格的殿堂拔地而起。建寺的方式差异也很大。柏林禅寺的师父们那些年还会经常出坡搬砖或转运木材。虚云老和尚五十年代在云居山建寺只有瓦是在城里订制的铁瓦（为了防风），其他建材都是师父们就地取材，自己设计，自己烧砖伐木，自己做房子。用生产力革新的历史来类比，虚云老和尚的建寺像是小农经济时代的土作坊，老板们建寺则像工业化时代的批量生产。

从佛教信仰的角度看，“土作坊”的建寺虽然慢，却是一个实践信仰的过程，出家人身体力行，参与其中，既有体力的投入，也有思想、情感、信念的投入。“工业化”建寺的模式则不然，往往是资本领航，硬件很快落成，而寺院的管理运行却面临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1955年云居山真如寺大殿修建时情景

我从出家至今几十年就住了一个寺院，柏林禅寺。当住持后，也接到过许多兼任住持的邀请，都被我谢绝。我会向邀请者解释：按照过去丛林制度的精神，寺院住持不是今天大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只需要发号施令，而是以前的生产队队长，要带头干活的。上殿诵经、过堂用斋，乃至出坡劳动，都要和大众一起，没有特殊。身兼几个寺院住持，就没法落实这一点。这一点不落实，寺院道风就没保证，会逐渐沦为徒具其表的“躯壳寺院”。

好多次，来者会说：那请你给我们派一个高僧吧！

一语之下，我既觉得好笑，又感觉十分悲哀，心里五味杂陈。但还是会作一些解释：

有了钱就能建一座寺院，甚至建一批寺院。而高僧不是这样，不能量产，也没法批发外派。严格地说，“高僧”不是随便定义的，古代《高僧传》有“十科”的分类，都是有大成就，有很深造诣，修行多年，被广泛认可的僧人，才能入选。僧才的养成需要好的师资，需要一定的环境，需要比培养世间人才更长的周期。这些条件我们都很欠缺。宗教政策落实迄今也没多少年，由于历史的原因，堪为人师、也有精力传帮带年轻一代的老和尚们也越来越少了。

你们觉得我算得上高僧吗——也许是出于礼貌，对方说，算！——大错！我出家一共也才十来年，都没深入地学习修行，没住过禅堂，没闭过关，还没有把佛法真正内化到人格身心中，更没有为佛教、为社会作出什么骄人的贡献，就被推到这个位置上，德不配位，位高人不高。如同苹果，还是青涩的，没长熟，就被摘下来了！又如游泳，还没学会就被扔到了水里，未来也许能挣扎着学会，一不小心也许会被淹死……

您太谦虚了！那您好歹派一个师父去呢？

勉勉强强，要派也能派一个，但我担心住不久。为什么？因为你们建寺院的方法不对！你们花钱修建一座现成的寺院请师父进驻，是个好事，但不一定有好结果。因为按照宗教政策法规的要求，佛教场所要由教职人员牵头负责管理。你们虽然也承诺完全交给出家人，但是人之常情，师父刚去，互相都不了解，要有一段磨合和观察的时间。如果是不懂佛教传统、不讲规矩的出家人，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恐怕也不是你们期待的；如果是懂佛教、讲规矩的出家人，在具体事情的处理方式上一定会出现和你们意见不同的情况。几个回合下来，他的耐心用尽，就会拍屁股走人。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先有出家人，再有寺院。由出家人亲自参与寺院的规划设计，乃至动员信众，募集资金，经过一番艰苦努力把寺院建起来。这个过程对他也是一个考验磨炼、增长才干、广结善缘的过程。这样他会对寺院有深厚的感情，也不会轻言放弃。

而你们投资建的寺院，且不说其中掺有杂念，即使发心纯正，由于没有出家人参与，有些空间设计不符合使用的实际，最终往往好心没好报……

柏林寺修复过程中，净慧长老及大众师父们一起出坡

以上的对话，十几年间多次发生在我和建成了一座寺院的老板、地方政府和其他寺院实控人之间。假如每次我都能派出一位“高僧”，到现在少说也派出了十几位，像是搞“高僧批发”了！也是这段时间，社会面流行一个词或者一种观念：打造。资本、资金，辅以一定的政策，打造景区，打造文化园，打造……一系列的打造奇迹，传递出一种有了钱就无所不能的自信，使许多人沉溺于造物主般的幻觉中而不能自拔。

世界上有几样东西最容易给人带来乾坤在握、主宰一切的幻觉，金钱即是其一。别的领域不敢妄论，佛教领域的许多东西，我相信，用金钱“打造”是不灵光的。高僧打造不了；真实的佛学造诣与修为，打造不了；体现于思想与生活中的信仰文化也打造不了……所以，不长的时间，各地虽涌现出许多建筑华美的寺院，走进里面，出家人却寥寥无几，也缺乏信仰氛围，甚至鸠占鹊巢，寺院属于某集团公司的旅游板块，出家人是里面的“雇员”。本应承载佛教文化、服务信教群众的寺院沦为借佛敛财的工具，成为资本满足增值欲望的饕餮之口。这些寺院徒具寺院的躯壳，没有寺院的魂魄。

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佛教寺院的功能定位究竟是什么？是出家人修行、工作、退养的场所？是信教群众的精神家园？是传统文化的展示和遗存？是一种道德文化特殊的教育传承场所？是文旅产业的助推器？还是人们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缓冲地带或软组织？——当佛教寺院在我国已经出现近两千年后，这些问题又重新涌上我们心头……

图/文 柏林禅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