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忆上昌下臻恩师修行生活点滴报国寺住持 释隆宣 上昌下臻师父老人家在我的印象中，近乎是一个完人。在他老人家身上的优良品德太多了，他一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弘扬佛法，慈悲济世举不胜举，其中就深信因果，真修笃行，老实念佛，圆满人生，谈一点初浅看法，与各位共勉： 深信因果，严持戒律： 恩师上人1917年11月（农历九月廿一日）出生在成都的一个书香世家，天资聪慧，善根深厚，良好的家庭氛围，传统文化的教育，成就了他高尚的品德和丰富的学识，在他这生的传奇而平凡生涯中，深信因果，贯穿始终。194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朝阳学院法律系，随即参加并通过了全国高官的考试；1941年被分配到四川省政府编译室任编译，（接替游永康，即后来的隆莲法师的工作；）1944年参加全国公开招考县长考试并获得通过，因当时年龄未满30岁，只保留录取资格；1947年当他年满30岁，被任命为四川省西充县县长，在任期间他为政清廉，深信因果，律于自守，选贤选能，从来没有任用过一位自己的亲戚。在那兵荒马乱的时代，仍能为官一方，造福一方。赈灾救济，乐善好施，西充县内社会治安井然有序。在当时，西充县是通往南充、成都方向的战略交通要道，国民党不少军队的转移、调动大多经过西充这条交通枢纽，特别是49年四川解放前夕，军队的各种辎重军用物资，吃的如美国罐头等高级食品，穿的如衣物等军需物资，甚至枪支弹药。据说当时的盘尼西林（青霉素）价格等同黄金，只要需要，正好减轻军队长途跋涉的负担，在当时的环境形势下，只要愿意接手，随便贱价就可和军队相关人士成交，甚至随便打个白条子，神不知鬼不觉，军队上前线、调动、逃跑，谁去记得你的行为？然而凭着对因果的深信，社会国家可以瞒得过，因果不虚。师父说：“从人性的贪心来说，在当时也并不是完全不想要，而且周围也有不少人贪图便宜，压力很大，但天网恢恢，人有所为，上天会（因果规律）‘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知道发国难财是错因果的，所以没去占一丝一毫”。师父说，那时候的县长比今天的权力大，独掌司法、公安等权力，而且国民党为了对付共产党，委以每个县长兼师长军衔，自己完全可以招兵买马。邻县为扩充，甚至抓壮丁，搞得民不聊生，而西充当时则没有作这些事，解放后经历次清查，也没发现半点暇疵。（半个世纪后的2008年，《西充县人民政府县志》评价：“西充的作法大大减轻了民众的负担，群众甚为拥护。群众看张耀枢人年轻、正派、行事又果断，都叫他‘学生县长’” “为政清廉的张耀枢在西充任县长期间，国民党统治虽已是分崩离析，大厦将倾，然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张耀枢仍能出污泥而不染，独善其身，在西充留下较好口碑”。） 由于对因果的深信，解放后师父虽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都以一颗平常心对待。比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大鸣大放运动。数年间，天天学习讨论，反复“启发”大家给单位领导乃至政府提“意见”，把心里有的什么不平说出来，鼓动大鸣大放。作为师父老人家更是大众“关心”的对象，因本身在解放初期也有不少坎坷，受到不少委屈，可是每一次开会，他老人家都没有意见发表。没有意见可不行，领导及同事又反复地作思想工作，叫他打消顾虑，放下包袱，甚至有人在旁为之打抱不平，师父还是没意见，短时间也有人认为他城府深或胆小不敢说，时间久了，也都知道他这个人襟怀坦白确实没什么，而他之所以能有这种认识，完全是了知因果的不虚，觉得该受的衰损毁誉，受了就报了，都是因缘的显现，不能责怪外境。师父说：“正是因为我能深信因果不差，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该受的果报受了业就消了，所以后来就在这一生也避免了不少更大挫折。当时和我熟悉的七八个县长，不是被镇压就是坐牢，有的当时侥幸过一关，仍未躲过如大鸣大放，三反、五反、肃反、文革的劫难，有些也确实不明因果所至”。也正是有这种深信因果的观念，所以哪怕是受人诬陷时，仍能以对他人慈悲的心态为对方念佛回向，当案件被调查清楚，与自己毫无牵连走出牢狱时，最先想到的是去八方奔走，去为污陷者伸冤，以致于污陷人出狱后，还又去为他谋生路，找工作，令对方先是吃惊，后则感激涕零。 深信切愿，老实念佛。 恩师上昌下臻老法师，由于家庭的影响，长辈的信佛，又是佛教大护法的因缘，很年轻时就接触佛教，早年曾亲近过圣钦老和尚参禅。圣钦老和尚是早年在扬州高旻寺开悟挂过牌的，后来峨眉山通永老和尚也提携加持多次。还跟密宗大德普钦法师学过密法，一直追随到上师圆寂，树立了很深的底蕴。最后因读《印光大师文钞》，甚觉相契，于是全身心归心净土，一心念佛。师父说：“文革时，我由于以前当过伪县长，自然和当时的当权派等成了红卫兵的专政对象，每天由工宣队派人押着学习，劳动，做着当时最繁重、最艰苦的体力活”。当时有领导说：‘张老师，你属于起义人员，政府有文件规定，不属专政对象，你把申请写来，我去给你纠正过来’ 。我说：‘不写，算了’。因为是‘牛鬼蛇神’，别人自然和自己断绝了往来，这时正好在一天的繁重体力劳动或学习过后，关着门一心念佛，因为有佛法在内心的驻持， 也就不在意世间的是是非非，反而成就了我念佛的增上缘，内心宁静，念佛功夫也就更得力了，有一次学生们武斗，双方发生强烈枪战，学院一幢楼房被对方炸垮，打死二十几人，在垮塌的楼房下面，几天以后，尸体都发臭了，红卫兵们安排专政对象们的“牛鬼蛇神”去掩埋，每人分一个尸体，我和院长一组，分了两个在底楼的尸体，结果还没到尸体面前，院长就被尸体的惨状和臭气熏吓倒了，一下瘫坐在地上，不敢向前。此时我只好叫他原地休息，想到这些被打死的年轻人也是一时冲动，完全无辜，由于对他们产生了深深同情，我一个人到尸体前，为其助念佛号，一心给他念佛，也就感觉不怎么臭了，怜悯之心油然而生，也不感觉怕了。然后再找一木板，将木板放在其身旁，边念佛边把头和脚慢慢移到木板上，再找根铁丝将尸体捆在木板上，然后将木板一头用铁丝套在自己脖子上，自己背着木板的一头，慢慢从底楼背着拖上走出危楼，再去掩埋，埋完一个，又重去掩埋第二个”。 有一次，一位毕业于金陵大学的老教授，这人对《易经》很有研究，大概闲着无事，在旁观察：小劳改队里二十多个被专政的人，由于繁重的精神压力和劳动，个个愁眉苦脸，唯有师父泰然自若，于是教授连续晚上半夜敲门，探听到底得了什么‘真传’，竟然会在这种环境下还能怡然自乐，而且‘头放红光’。当时他不敢说自己有信仰，更不敢说自己因心有皈依处念佛而内心的安宁，只好谎言说：“因为每天学习毛主席语录，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对方当然知道这是骗他的话，说：“我之所以夜半三更来找你，是希望你告诉我实情，哪知你还不给说真话，”连续两三晚上，这位同事探听不到什么秘密只好怏怏而去。直到一九七五年左右，林学院撤消，搬到都江堰新建了四川省林业学校，师父才告诉了对方真相。 自从师父上人读《印光大师文钞》归心净土的数十年间，可以说是不舍昼夜，忆佛念佛，自利自他。他常对我说，我们每天要考虑处理寺院大小事务，但只要不动脑筋时，都住在佛号上，就是白天完全被耽搁了，晚上也有的是时间。师父晚上躺下来休息的时间不多，最多时可能不超过三四小时。最近几年，也就一至二个小时，完全按照佛陀教导，初夜、后夜精进用功，中夜稍微调整一下身体的方式。因此直到师父老人家圆寂，在他的床上看不到厚被盖，只有一条毛毡，一床夏天用薄薄的被盖。他也常常鼓励我说：“白天我们都要为常住作事，晚上可以坐下来静静念佛，只要心清净，念佛休息比睡眠的质量还好。”我由于业障深重，总会说：“晚上坐下来昏沉会严重。”师父说：“我以前坐着念佛一两个小时后，也会昏沉一下，但这几年几乎不昏沉了，更值得庆幸的是，我以前坐着念佛时，总要在后臀部放一绵垫子，不然背脊就坐不很直。这几年，不垫垫子我也自然坐得很直了。由于晚上念佛清静，所以白天精力也就更充足。”事实上也是这样，他老人家直到圆寂，九十三岁的老人，背不驮，眼不花，看书报从不戴眼镜，尤其是记忆力比我们晚辈都还好。有什么忘记了的事，一般我们都会去问他，他会将原事物记得清清楚楚，并告诉你。 二零零二年，师父老人家因弘法和劳累过度病倒了，经抢救恢复了过来，不久又再度生病住医院，一查：医生说“前列腺癌必须动手术，但是危险性也大，毕竟八十五六岁的老人了，”手术那天我们非常紧张，他懂医也知道生命的危险性，然而却谈笑风生，只是进手术室有个要求，一定要带着念佛机进去，经过和医生交涉同意了，我们守在手术室外漫长的四个小时过去了，当医生推着挂满血液和液体瓶的手术台 出来见到我们时，第一句话是：“我今天念佛比往天还念得清楚”，那神态就象完全不是给他作手术，惹得为他举着液体瓶的医生都笑起来了。 学佛先学作人，自利利他。 师父出生于四川一个非常有德行的名门望族，从小受到严格良好的教育，他经常也会给我谈一些他祖辈父辈们的轶事，从侧面深感他先辈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他们家的庭训是：“谦让、和平、恭敬、吃亏、受气、耐烦。”造就了师父一生非常圆满的人格。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暇疵，但并不因此给人高不可攀，使人敬而远之的感觉。相反那种平易近人，谦虚儒雅的风格，能令一切众生都欢喜接近，感觉就是一位非常普通的老爷爷老父亲。本来他的道德、文章底蕴深厚，又富有传奇经历的一生，但当你和他在一起，他从来不会因此自负，也从来不提过去的风光，每每当我们从间接知道他过去的某项阴德时，他总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在他口中常谈的就是“学佛先学作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每天想到的是如何完善自己的人格，如何帮助人、利益人。 对自己严格要求：真修实行，一九六零年师父由于信仰开始吃常素，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国家最困难的时期，为了不影响别人，他仍然集体伙食，如遇吃肉他也一样打回去，等到半夜、夜深人静再端出去与众生结缘。直到八九十年代别人才慢慢知道这段经历。八十年代有一次在文殊院突然半夜生病吐血，命在旦夕，在自己寝室的隔壁都住得有人，只要自己轻轻一敲木板墙壁，邻居就会起来，但想到半夜三更会麻烦别人，一心念佛，绝不声张，直到一月后他侄女去看望他，发现有没洗净的血渍追问下才悄悄告诉她。并嘱咐不要告诉别人。师父原工作过的都江堰林校校长戴庭海一提到师父就激动不已，说：“师父在林校作校医时，真是上下一致赞叹啊。不管任何人和他交谈，只要你不离开，哪怕他再忙再急，他都没有一点不愉悦的脸色。更不说他先离你而去。” 师父对别人的嘱托却是一言九鼎，当他七十五岁被师爷选作报国寺住持（据说上世纪一九八五年，当时师父因写《四川宗教志》，接触师爷离欲上人后，上人就要当时还是居士的师父将来接班。师父说自己七十多了，也不可能出家了，第二当时师父正在文殊院空林佛学院，昭觉寺四川佛学院任课，并说文字教学是自己的长处，管理寺院，特别是僧团就没经验了，不敢承当。师爷说：“你有福德，还很年轻。”面对一位百岁老人，师父也不能再深辩，只暗暗下决心，将来找一位德才兼备的人来顶替，后来又交往过两次，师爷上人仍是交代将来报国寺的发展、规划，哪知师父还没找到合适人选的时候，1992年3月15日，上人在圆寂前两天就亲自拟好电报：“成都文殊院张妙首居士，我欲病，请速来报国寺有要事相商。”交与邮局发出，师爷也许清楚，当师父赶来后，未必接班。因此，发出电报后，召集全寺僧众开会，宣布“我已找好了接班人，就是现在成都文殊院佛学院上课的老师张妙首，法名都取好了，你们要象对我一样对待他。”谈笑自如，当师父赶到时，他早上已坐着圆寂了。一位75岁的老人，被硬逼当着上人的遗体剃发管理寺务。一月后拿着师爷上人生前给他开好的号条去陕西白马寺受具足戒，当年古稀之年的他，既要在佛学院任课，又要管理报国寺。以后还承担乐至、内江、资阳佛协的工作，那时的寺庙百废待兴，两年以后，就连当时任四川佛教会长的遍能老和尚也看不下去了，劝师父放弃这边寺庙，继续教佛学院，师父当时也觉得自己很适合也喜欢佛学院上课。管理僧人，寺院建设，难度确实很大，但既然接受了师爷上人的遗嘱，就不能考虑自己的喜好，学佛先学做人，于是毅然辞去了佛学院的教务工作，一心赴到了报国寺的僧团建设、老年安养院建设、寺院建设。“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师父一直是这样作的，因此才有今天的报国寺。 老和尚最后的教诲和示现： 老和尚临终两个月前，有一天突然把换洗的衣物，包括多余的被盖、床单全部交给了侍者，并叫监院隆实法师组织在念佛堂全部拍卖，并将此款作为慈善款全部捐了出去。一个月前有一天上午，师父让侍者叫我到他的寮房，郑重地说：“我的遗嘱写好了，这以前，我也写过多次，这一次我又作了修订，重新抄好了，放在办公桌抽屉里，我也拿给能慧师（侍者）看过的，我往生后，你一定要保证按我的遗嘱办。”说到往生遗嘱，当时我内心一惊，当然是不愿不舍师父离开我们，觉得很惊愕，困惑地望着他老，没有马上回答，师父却急了，怕我不答应，又严肃地说：“这件事你要向我保证啊！”没等我作出反应，又再次强调，“你真的要向我保证按遗嘱办啊！”说得很恳切，我只好说：“您放心，我会照您的意愿去办，但您不能走，要请您长久住世。”老人家说：“老苦啊！”我说：“哪怕您不动，躺在床上，我们心里也踏实。”一番争执后，师父说：“这样说，我也不去主动求，该往生就往生，不该去，也去不成。”当然我也就无话可说了，当时也看不出师父有什么病相，（当然心脏血管老化那是多年的事实）。2009年12月6号劝住医院那天，（我因有事在外，）临走前将监院隆实法师叫去，指着他的随身笔记本说：“你把这两段文字打出来，复印，每个僧人一套”。没想到这竟是师父最后的遗教。（一张是摘录的出家功德经论，一张是强调因果和念佛法门的祖师开示。） 往生前两天，突然要他的亲属子女去买几个和他听的那种音调一样的mp3，说：“这当念佛机用很方便，我要值事僧人每人送一个”，因为他在医院一直是戴着念佛机耳机的，对说：“同类型的不好买，可不可以买这种同音调的念佛机”师父说：“可以，那就多买点，我要给常住僧人每人结缘一个”。问：“多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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