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为纲以戒为矩：推进佛教事务治理现代化与人间佛教的实践进路

一、以法为纲：从“丛林清规”到“现代法治”的逻辑演进

“以法为纲”是当代佛教界的根本遵循。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法”的内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拓展。它既包括佛制戒律这一出世间的精神法则，更包括宪法和法律这一世间的基本行为规范，以及《宗教事务条例》《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宗教法规制度。

（一）国法与戒律的圆融统一

国法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守的行为底线，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根本保障；戒律是僧团内部的行为规范，是维系宗教身份和修行品质的核心基石。二者看似内外有别，实则相辅相成。正如《四分律》所言：“今演毘尼法，令正法久住。”[注释1]戒律的持守依赖于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而国法正是营造这一环境的基础。

历史上，历代祖师皆深谙此道。道安大师曾言：“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注释2]这不仅是政治智慧，更是对“国法”与“教规”关系的深刻洞察。在当代，爱国爱教首先体现在遵纪守法上。新时代佛教徒必须牢固树立“国法大于教规、守法先于持戒”的观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宗教活动，做到心中有法、行事依法，将法治精神内化为信仰的一部分。

（二）从“丛林清规”看制度化治理

回溯中国佛教史，佛教之所以能在华夏大地根深叶茂，离不开制度的创新。唐代百丈怀海禅师面对佛教发展的新形势，制定《百丈清规》，确立“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注释3]的农禅并重制度。这在当时不仅是对戒律的本土化诠释，更是一它明确了组织架构、职责分工和行为准则，使僧团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依然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和组织力。

这说明，中国佛教历来具有与时俱进的制度基因。今天的“以法为纲”，正是对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升华。我们需要将传统的丛林精神与现代的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将“人治”思维彻底转变为“制度治理”，建立健全寺院民主管理组织、财务独立核算、重大事项报告等制度，实现从“要我遵守”到“我要遵守”的跨越，从而提升佛教自我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三）法治化是抵御风险的防火墙

当前，佛教界存在的一些商业化倾向、借教敛财、封建迷信甚至个别教职人员失范等问题，究其根源，往往在于法治意识的淡薄和对戒律的轻慢。推进佛教事务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依法办教”“依法治教”。这不仅是响应国家对宗教工作的要求，更是佛教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内在需求。

法治化意味着一切宗教活动都必须在制度和阳光下运行。无论是寺院的财产管理、人事任免，还是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涉外交流活动，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例如，在互联网弘法中，必须严格遵守《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不发布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在财务管理上，必须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接受政府审计与社会监督。只有将佛教事务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建立健全权责清晰、管理规范、监督有力、治理高效现代治理机制，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火墙，确保佛教航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又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二、以戒为矩：从严治教与道风建设的时代内涵

如果说“法”是外在的轨道，那么“戒”就是内在的刹车与导航。“以戒为师”是佛陀涅槃时的最后教诲，也是僧团保持清净庄严、抵御外界污染的护身法宝。在强调法治的今天，从严治教、整肃道风，不仅不过时，反而具有更加迫切的现实意义。

（一）严持戒律，守住僧伽本色

戒律是佛教的根基，是区分僧俗的分水岭。在物欲横流的当下，金钱、名利、权力的诱惑前所未有。如果僧人连最基本的五戒十善都做不到，那么佛教的整体形象必将受到质疑。

佛陀在《长阿含经·游行经》中明示：“当自炽燃，炽燃于法，勿他炽燃；当自归依，归依于法，勿他归依。”[注释4]并郑重告诫大众：“汝谓佛灭度后，无复覆护，失所持耶？勿造斯观，我成佛来所说经戒，即是汝护，是汝所持。”[注释5]这是佛陀住世时的根本教诫，也是后世弟子修行的根本依止。正如《弥沙塞部和酰五分律》中记载：“虽是我所制，而于余方不以为清净者，皆不应用；虽非我所制，而于余方必应行者，皆不得不行。”[注释6]这说明佛教戒律本身就蕴含着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的圆融智慧。

因此，我们必须回归根本，严持比丘（比丘尼）戒律，严格执行半月布萨、结夏安居、自恣羯磨等传统制度。这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复刻，更是通过仪式感来强化身份认同，通过戒律的约束力来降伏内心的烦恼。我们要引导僧众慎独慎微、表里如一，让“处世界如虚空，如莲花不着水”[注释7]的“衲子本色”[注释8]成为新时代僧人的风骨。

（二）整肃道风，去商业化与去庸俗化

道风建设是佛教自身建设的核心。近年来，佛教界深入开展崇俭戒奢教育活动，正是为了刮骨疗毒、自我革命。我们要坚决抵制将寺院变成敛财工具的错误倾向，整治“天价烧香”“高价头香”等乱象，杜绝“人情佛事”等庸俗作风。

作为基层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感触最深的是：道风建设的关键在于“人”。要严格遵循“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标准，加强教职人员队伍建设。不仅要考核讲经说法的能力，更要考核持戒修行的定力；不仅要看学历文凭，更要看品德操行。通过设立准入机制、考评机制和共住机制，策励僧众提升自我修养，重塑佛教清净庄严的良好形象。

（三）建章立制，将戒律精神转化为管理效能

传统的戒律需要通过现代管理制度来落地生根。我们要结合国家政策法规，制定和完善寺院内部的各项规章。例如，在财务管理上，引入第三方审计，实现收支透明；在人事管理上，实行民主评议，杜绝任人唯亲；在内部管理上，严禁里勾外连、乱搭乱建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将戒律中关于因果、善恶的教义，转化为现代管理中的责任意识、廉洁意识和奉献精神。让每一个身在僧团的人都知晓：戒律不是束缚，而是自由的通行证；规矩不是枷锁，而是僧团清净的护身符。

三、人间佛教：从“自我了脱”到“社会担当”的实践进路

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最终要落实到“人间佛教”的生动实践中。人间佛教不是世俗化，而是要让佛教走出山林、深入人间，在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实践中，彰显佛法的真实效用。

（一）文化担当，增强文化自信的生力军

佛教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我们要深入挖掘佛教教义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佛教经典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的阐释。

例如，“众生平等”可阐释为对生命的尊重与人权的保障；“因果报应”可引导为对法律的敬畏与道德的自律；“依正不二”可引申为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理念。我们要通过举办讲经交流会、佛教文化书画展、学术研讨会等形式，向社会大众传递佛教的正能量。

（二）慈善担当，践行慈悲精神的实干家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注释9]，佛教的慈悲精神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必须落实在行动上。我们要积极传承并践行佛教慈悲济世、护国利民的光荣传统，响应国家号召，投身公益慈善事业。

在具体实践中，可以积极参与开展系统性的扶贫济困项目；针对老龄化社会，兴办佛教养老院，探索“医养结合”的新型养老模式；针对留守儿童和贫困学生，设立助学基金，点亮他们的求学之路。在抗震救灾、抗击疫情等急难险重任务面前，佛教界应当挺身而出，捐资捐物，组织志愿者服务队，用实际行动诠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注释10]的深刻内涵，展现佛教界的家国情怀。

（三）交流担当，用心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愿景中，中国佛教具有独特的桥梁作用。我们要充分发挥佛教在国际交流中的传统优势，加强与世界各国佛教界的友好往来。

通过举办国际佛教论坛、开展双边或多边交流活动，我们不仅要展示中国佛教的宗风道韵，更要传播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要用佛教的“六和”[注释11]思想去化解隔阂，用慈悲的精神去温暖人心，为营造和平、友好、和合的国际环境贡献佛教的力量。

四、在法治轨道上书写佛教中国化新篇章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佛教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坚持我国佛教中国化方向，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新，也是一次伟大的历史机遇。

“以法为纲”，为我们指明了前行的方向，确保了佛教在法治的轨道上不偏航、不迷路；“以戒为矩”，为我们筑牢了立身的根基，保证了僧团的清净和正念正信正行。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作为新时代的佛教徒，我们要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将法治精神与戒律精神深度融合，不断推进佛教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我们高举爱国爱教的伟大旗帜，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良传统，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清净的形象，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佛教界应有的智慧和力量！

（作者：孔治杰为云南昆明市官渡区六甲宝华寺办公室副主任）

注释：

[1]〔姚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译：《四分律》卷一，《大正藏》，第22册，第567页。

[2]〔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卷十五，《大正藏》，第55册，第107页。

[3]〔元〕德辉重编：《勅修百丈清规》卷二，《大正藏》，第48册，第1119页。

[4]〔后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译：《长阿含经》卷二，《大正藏》，第1册，第15页。

[5]〔后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译：《长阿含经》卷四，《大正藏》，第1册，第26页。

[6]〔刘宋〕佛陀什、竺道生译：《弥沙塞部和酰五分律》卷二十二，《大正藏》，第22册，第153页。

[7]〔元〕德辉重编：《勅修百丈清规》卷五，《大正藏》，第48册，第2025页。

[8]〔宋〕祖琇撰：《僧宝正续传》卷四，《卍新纂续藏经》，第79册，第1561页。

[9]〔元〕宗宝编：《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卷一，《大正藏》，第48册，第2008页。

[10]〔清〕袾宏辑集，戒显订阅，济岳汇笺：《沙弥律仪毗尼日用合参》卷上，《卍新纂续藏经》，第60册，第1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