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后禅宗是中国佛教中最富有民族特色和现实主义风格的宗派。记述慧能（638~713）生平事迹和禅法语录的《六祖坛经》，以“佛在自性”“识心见性，自成佛道”为要旨，是中国佛教著作中唯一被奉为“经”的文献。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曾文编校，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六祖坛经五本汇编》付梓面世。

本书是杨曾文教授的佛教典籍点校封笔之作，为“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项目和2021—2035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中国禅宗典籍丛刊（第二辑）》丛书品种之一。汇编《六祖坛经》五大关键版本：

► 敦煌新本：还原早期禅宗思想原始风貌

► 唐惠昕兴圣寺本：国内首次点校出版

► 元德异本：以朝鲜传本为底本，国内首次系统整理

► 元宗宝本：现代通行本的源头版本

► 《曹溪大师传》：失传已久的惠能生平珍贵实录

横向对比，揭示文本流变背后的思想史密码，为禅宗思想流变、古籍校勘研究提供权威底本。

《六祖坛经五本汇编》选取《六祖坛经》在传播过程中形成的版本差异较大且具有代表性的敦煌新本、唐惠昕本、元德异本、元宗宝本和《曹溪大师传》五种进行汇编点校整理，并附以各藏经文献中与六祖惠能、《坛经》相关的文献及点校整理者梳理的多年研究中国佛教史、禅宗与《六祖坛经》的成果性文章。方便读者了解《六祖坛经》在历代流传中形成的重要版本的异同，从而进一步认识禅宗思想及禅宗历史的主线演变脉络。

序 言

在人的一生中确实会遇到一些难以预料和强求的缘分，能给人以从事和成就某种事业的机会。

笔者回想起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求学的五年期间，进入四五年级时原攻读的是中国古代史“秦汉史”专业，于1963年四年级期末提交的学年论文是《关于汉初的黄老思想》，而到1964年五年级完成的毕业论文是《试论东汉时期的豪强地主》。

在1963年秋，即五年级前半学期报考研究生时，因平日爱好思想史，原想报考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生。然而此时我的学年论文辅导老师田余庆教授和系里的领导先后找我谈话，建议我报考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哲学和佛教学者汤用彤教授的研究生，希望以后能在汤教授指导下从事佛教研究。我当即表示同意，经过认真准备，顺利地通过了研究生考试。

▲杨曾文教授

就在1963年底，毛泽东主席在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上作了“关于加强研究宗教问题的批语”，指示须加强对世界三大宗教的研究。为此，中央决定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迅速展开一系列筹备工作。

1964年5月，想不到在报考研究生尚未下发录取通知之时，汤用彤教授不幸去世。8月，大学五年学业结束。笔者因曾报考汤用彤教授的研究生，便被分配到正在筹备中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从此，在近60年中除去“文革”的特殊时期，笔者一直在世界宗教研究所从事中国和日本两国佛教的研究。

在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笔者有幸在任继愈所长为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编写组从事研究和编写工作。

1982年初，为了考察日本研究中国佛教的情况，笔者经申请得以到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修三个月，其间得悉日本学者在考察和研究、整理敦煌禅宗文献方面做出不少成绩，得便将日本学者铃木大拙（1870～1966）校订的敦煌本《六祖坛经》等图书加以复制，萌发了以后继续关注敦煌禅籍并加以研究和利用的想法。在回国前夕，日本著名禅宗文献研究学者柳田圣山教授（1922～2006）特地为我复制了北京大学向达教授（1900～1966）过去发表的《西征小记》，托我今后打听一下向达教授在文章中报道的敦煌名士任子宜在敦煌千佛山发现的《坛经》写本的情况。1985年秋，笔者通过申请到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考察日本学者对禅宗文献的研究和整理情况，其间对诸本《坛经》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情况做了详细考察，回国后撰写发表了《日本学者对中国禅宗文献的研究和整理》。

1986年春，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几位同事在任继愈所长的指导下着手选编《中国佛教丛书·禅宗编》，有幸得到中国佛教协会周绍良先生（1917～2005）提供的一组敦煌写本照片，其中赫然有《坛经》和神会语录。我当时一看，这正是向达教授当年报道过的任子宜发现的《坛经》等写本，欣喜之情难以言表。这样，我便与敦煌本《坛经》正式结缘，其驱使我此后多年从事《坛经》的考察、校订和深入研究。

任子宜先生当年发现的《坛经》写本等原件，后来被收藏在敦煌市博物馆，编号077，笔者称之为“敦博本”，后来为与旧本敦煌写本《坛经》区别，称之为“敦煌新本”。笔者经过比较研究写过《敦博本〈坛经〉的学术价值》以及《中日的敦煌禅籍研究和敦博本〈坛经〉〈南宗定是非论〉的学术价值》进行介绍。

1986年底，笔者依据照片校写出《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的初稿，后因反复修订和忙于其他杂事，直到1990年底才最后定稿，经联系寄送上海古籍出版社，直至1993年10月得以出版。后来因为本书脱销，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在赶新的任务，于是自2001年以后承蒙宗教文化出版社的好意予以改新版出版，迄今已三次改版，多次印刷。

从《敦煌新本六祖坛经》最初问世至今已度过30余年。笔者从中壮年变为耄耋之龄的老人，其间撰写了《唐五代禅宗史》《宋元禅宗史》《隋唐佛教史》等专著。回忆以往，似乎每天都没离开过《六祖坛经》这部体现佛教中国化的创新经典，因为在撰写以上这几部著作和其他佛教论文过程中经常需联想或引用《坛经》。确实，《坛经》倡导“佛在自性”“佛法在世间”的思想和融通现实与彼岸的中道不二的“顿教”禅法，不仅广为丛林禅僧接受并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各阶层民众弘传，而且也深刻地融入中国宋代以后的佛教诸宗之中，对哲学、文学、艺术等文化形态也有较大影响。

从1998年以后，由笔者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禅宗典籍丛刊”，在各地学者朋友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之下，迄今已出版近20种著名禅宗著作，眼下还正在陆续组稿、校点之中，希望能为社会广大读者和研究学者提供更多值得参阅的禅宗典籍。

笔者在去年完稿专著《宋代佛教与儒者士大夫》之后，决定将《六祖坛经》的敦煌新本、唐惠昕本、元德异本、宗宝本和《曹溪大师传》五本，改为通行的简体字加以合编、校点，并且在“附编”中加入概括笔者多年研究中国佛教史、禅宗与《六祖坛经》的思考和成果的论文，以便于读者和研究学者参考。

于是不敢懈怠，随即开始搜集和梳理资料，着手编录和校对、标点。因为老病，每天下午工作约两个小时，如此坚持下来，至2022年元宵节过后，书稿大体完成，在经过校核之后，现在总算可以交稿了。

这里坦诚地告诉读者，本书实际上是以往笔者考察、校订和研究《六祖坛经》的继续，因此所载敦煌新本《坛经》没有再从头校订，而是径将以往的校本作为底本重加修订，至于收编的其他四本《坛经》也是在继承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

最后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禅宗六祖之名，是“慧能”，还是“惠能”?敦煌诸本、惠昕诸本《坛经》皆作“惠能”。元代德异本《坛经》主要称“惠能”，也称“慧能”。至于宗宝本《坛经》，有的作“惠能”，有的作“慧能”。笔者以往所校敦煌新本《坛经》将“惠能”皆改为“慧能”，今合编本因之。至于其他诸本《坛经》则保持原样，不做改动。在“附编”所载的研究论文中按照宋代道原编撰、杨亿等人奉诏刊削裁定的《景德传灯录》、赞宁编撰的《宋高僧传》等史书做法，写作“慧能”。

二是所据用以校订的《坛经》，既有敦煌诸本、惠昕诸本，又有元代德异本、宗宝本诸本《坛经》。这样做，有根据吗？读者只要稍加对比诸本《坛经》就会发现，自从法海将慧能在韶州大梵寺的说法笔录整理为《坛经》之后，虽在历代传授中有所增补修改，然而《坛经》的主旨、重要段落和语句没有重大改变，全书贯彻着“佛在自性”“识心见性，自成佛道”以及基于中道的“顿教”禅法思想，前后恰似一气呵成。至于《曹溪大师传》，内容也与《坛经》思想一致，并且契嵩在改编《坛经》时择取了其中的重要内容，直接为德异本、宗宝本所继承。因此，将《坛经》诸本对照校订，并参校以《曹溪大师传》，在道理上是站得住脚的。

笔者虽已尽力，然而书中难免仍有遗漏或失误之处，谨望读者不吝赐教。

——杨曾文

目 录

内文展示

《中国禅宗典籍丛刊》是一套中国禅宗系列的文献选编，由杨曾文和黄夏年两位先生主编，已出版的精装《中国禅宗典籍丛刊（第一辑）》书目包括《临济录》《禅苑清规》《祖堂集》《赵州录》《禅源诸诠集都序》《大慧书》《马祖语录》《敕修百丈清规》《禅林僧宝传》《正法眼藏》10种，该书被列入“2011—2020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禅宗典籍丛刊（第二辑）》精装书由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长江学者冯国栋教授等著名学者参与点校，将于2025年7月印刷出版，书目包括《景德传灯录》《僧宝正续传 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从容庵录》《佛果击节录》《锦江禅灯》《楚山绍琦禅师语录》《菩提达摩慧可僧璨禅法录》《一贯别传》《续传灯录》9种，第二辑部分图书入选“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并获得全国古籍出版社百佳图书一等奖。

《宗统编年》《云门湛然圆澄禅师语录》《百丈丛林清规证义记》《大慧普觉禅师年谱校释》《五灯会元》《古尊宿语录》《辅教篇》《佛祖历代通载》《祖灯大统》《中峰和尚广录》等在编校环节，未来即将出版。

图/文 中州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