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五年（1607），费隐通容禅师43岁，二月辞众南还，经维扬，登金山，夏住龙池。秋八月游吴越，直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传和尚自燕京回龙池，方返寺侍师。这段时间，《年谱》主要记录二事。一是据佛法与士人、禅者相接，二是往槜李（今嘉兴市）楞严寺查阅禅典。

《大藏经》，又名一切经，是所有佛教经籍的总汇与集成，略称为藏经或大藏。大藏经不仅对佛教的存在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哲学、历史、民族、语言、文学、艺术、天文等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自宋代官修《开宝大藏经》至今，结集刊印的大藏经达几十种之多。它们不仅收录了千余年来汉译佛教原典，还集纳了中国历代僧俗学者撰写的佛教著作，既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佛学体系，也是中华文明的优秀遗产。

从《嘉兴藏》到楞严寺

《嘉兴藏》是中华大藏经诸种版本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后期由嘉兴楞严寺集中经版刷印流通，故称嘉兴藏，是晚明开雕的一部私版大藏经。

这部大藏经初雕于山西五台山，后又迁至浙江径山等地续刻，最后集中版片储藏和刷印于浙江余杭县径山寂照庵。这部大藏经的版式，改变了向来沿用的烦重的梵筴式，采取轻便的方册即书本式，因此得名为“径山方册藏”“径山藏”。又因这部藏经后来全部由浙江嘉兴楞严寺经坊发行流通，所以又名《嘉兴藏》。《隐元禅师语录》牌记便有“板藏嘉兴楞严经房流通”。

《嘉兴藏》在我国现存历代大藏经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以其鲜明的特点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嘉兴藏》收诸经籍2141种，10888卷，共2453册，344函。这部大藏经是明紫柏大师倡导筹刻，由其门下几代弟子极力谋刻，经明清两代社会名流、文人居士、信士等人捐资助刻而成。从明万历七年（1579）始，刊刻至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到了雍正年间，苏州织造海保曾奉命修补这部大藏经原版，并陆续刷印进呈过一百七十余种。

从《嘉兴藏》到《黄檗藏》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书籍交流起了重要作用，有学者称之为“书籍之路”，特别是遣隋、唐、宋、元、明五朝的日本僧侣，来华修学参修，归国时带回了各种版本的大藏经和其它典籍。顺治十一年（1654），63岁的隐元禅师应长崎僧众四度礼请，东渡弘法，随身带去的就有一部《嘉兴藏》。

后来，其法孙铁眼道光禅师发愿开版一切经，以隐元禅师带来的《嘉兴藏》为底本，刊行了《黄檗藏》或称《铁眼版一切经》。铁眼道光禅师历时13年，方完成铁眼一切经的刊刻事业。《黄檗宗僧侶名鉴》称其为“今日日本印刷业兴盛的原点，也是媒体风险投资企业的先驱，奠定了日本明朝体及稿纸发祥基础的5万块版木成为重要文化遗产”。铁眼道光禅师的伟业，以“铁眼与一切经”为题，被写入大正12年（1923）至昭和20年（1945）的普通小学国语读本国定教科书中。“铁眼一生三度刊行一切经”的事迹，广为人知。铁眼道光禅师与振兴曹洞宗宗统复古运动的卍山路白、重建东大寺大佛殿的公庆禅师一起，被誉为“日本三大大愿”而闻名于世。铁眼道光禅师又因在刻经募缘过程中，两度救助受苦于饥荒的难民而被称为“救世大士”。昭和7年（1932）5月19日，昭和天皇为其颁发谥号“宝藏国师”。

楞严寺遗址在哪里

隐元禅师东渡带去了《嘉兴藏》，其法孙又以《嘉兴藏》为底本，刊刻了《黄檗藏》。万历三十五年（1607）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密云圆悟禅师年谱》主要记录了其两件大事，一是据佛法与士人、禅者相接，二是往槜李（今嘉兴市）楞严寺查阅禅典。密云圆悟禅师为什么来到嘉兴楞严寺查阅经典，因为这里是《嘉兴藏》的发行流通之地，自然有着足够多、足够全的经典。可见，《嘉兴藏》和嘉兴楞严寺与黄檗祖师有着甚深的缘分。

甲辰初夏，我们从黄檗山出发，驱车九个小时，到达嘉兴市。楞严寺在哪里？嘉兴还有没有楞严寺的遗址？在疑问中我们求助万能的互联网。网上的信息显示，嘉兴楞严寺旧址，现位于建设路派出所院内。我们按照导航的指引，来到建设路派出所，时间已是中午时分。

走进建设路派出所院院内，丝毫看不出这里曾是佛寺的痕迹，北院有两三棵银杏树，感觉树龄不算很长。倒是派出所院外一块空地上，有一棵粗达到可以独木成林的朴树。深秋阳光照在闪现金黄色叶子的三棵银杏树上。我们找门卫咨询，这位门卫说，只知到这里原来有个大庙，这些年有好几拨人来这里踏寻楞严寺旧址。也是从访客那里得知，派出所这个院子，就是楞严寺的遗址。我们兜兜转转在院子里转了好几圈，试图找到一些残存的构件、寺院法器法物，也拿出《南湖名胜》中楞严寺大殿的旧照片，反复比对，感觉银杏树前原是楞严寺的前殿、山门和小路，路东是牌坊和小桥，树后便是大殿。现大院后面的两棵古银杏地方，大致是《嘉兴藏》的经坊和其他殿阁所在。

门卫告诉我们，原来派出所门口有一块圆墩石，食堂门口也有一些带有莲花瓣纹的圆墩石和长条石，但都归拢起来，放到其他地方了。我猜想，这应该是大殿的柱础石和阶石。

令人高兴的是，在临走的那一刹那，发现了南北院之间一堵墙的中部，明显有一块凹了进去，走近一看，是一块长达两米多长的完整的汉白玉须弥座，花纹对称，雕刻精美。这块嵌在墙里的须弥座周围，还有不少完整的石构件，也被垒进了墙里。

嘉兴穷归穷，还有十万八千铜

这是早年嘉兴人嘴里的一句顺口溜。这句流传了几百年的嘉兴民谚，“十万八千铜”指的就是楞严寺的明代大铜佛释迦牟尼像。楞严寺始建于北宋嘉祐年间，元末遭兵毁，明洪武时期重建，后历经战火毁废。到明万历年间，由云游至嘉兴的紫柏真可大师发起重建，同时还在紫柏大师的主持下，刊刻刷印流通了名传千古的“嘉兴藏”。紫柏大师不仅重修了楞严寺，还在嘉兴知府及追随者的支持下，浇铸了大大小小26尊铜佛，其中一尊大佛是释迦牟尼像，重约6吨。据史料记载，此佛铸工精美，姿态自然，庄严宏传，名满江南。

据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载：“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九月三日，楞严寺大佛开光，郡诸老皆集，佛像融铜二万斤，……两旁还持立十六应真并二十五圆通铜像。”可见是何等壮观。

遗憾的是，楞严寺后遭兵乱，寺里所有经藏、铜佛散失一空，仅剩大铜佛一尊。“文革”期间，大铜佛的手掌被锯断，一个手掌就重达三百多斤。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六日，大铜佛竟然通过省文保委批准，被肢解而销毁，熔铜一万多斤。1978年，楞严寺所有的房屋先后被拆除，仅剩的大殿也在一年后被除尽。至此，楞严寺与大铜佛，便消失在了嘉兴的历史长河中，整个楞严寺只存下几棵默默无言的银杏树。

经朋友介绍，我们找到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从出生就住在楞严寺旧址附近。老人听说我在寻找楞严寺遗址，就带我又一次来到派出所院内，去看残留的楞严寺厢房和基石，而且专门来到那块砌着莲花基石的石墙前，用手抚摸着莲花基石说，这就是楞严寺大铜佛的莲花须弥座。望着这块已凝固在墙中的莲花残石，想象着四百年前铸冶大铜佛的艰辛和黄檗祖师阅藏的虔诚，大铜佛被锯手和熔冶的狂热，实在让人齿冷。

老先生告诉我，现在嘉兴博物馆里，还陈列着楞严寺的辽代彩绘木雕观音、紫柏大师铜像等文物。登陆嘉兴博物馆官网，久久凝视紫柏大师的深黛色铜像，慈眉善目，心如晴空，透着由内而外的安祥和慈悲。这是一种纯真、利他、慈悲、智慧的清凉境界。对我们芸芸众生而言，楞严寺能否重建，大铜佛还能不能重现，都是一切随缘的过往，重要的是在寻找楞严寺遗址的过程中，那些散落的文物、碎片式的史料，都有一种穿透时空的力量，在撞击和唤起我们对悠悠岁月、茫茫人间善与爱的求索。

楞严寺的两大创举

老先生反复说，楞严寺了不起，创造了两项在中国佛教史上值得一书的大事。一是流通发行方册大藏经《嘉兴藏》；二是铸冶了全寺肖像铜佛。

铸冶大铜佛，此举全国罕见，不仅需要高超的冶炼技术，还需大量的资金。而明代的钱就是铜钱，铸造铜佛是很多寺院望尘莫及的事情。据庄一拂先生所记，“铸治铜佛，就地设立二个作坊，先设柴窑制炭，乃掘地筑土炉，高出地面，用蜡塑制诸佛模型，铺泥沙灭顶，掘地设大门，置炭烧燃，沙焕而坚，蜡渐溶化，泥沙成了空腔，然后注铜，火熄，诸像成矣。当时用土炉制像，经过了不断改进，并诸檀越大量布施，形成巨大规模的铸冶作坊。”

为了将梵荚本大藏经改为方册《嘉兴藏》，也需要大量资金。紫柏大师当初有云：“既而谈及刻藏之举，以为非三万金未能完此”。在明代所说金，指銀子。三万两银子，可见数字之庞大，仅靠民间募集难以完成。史载在刻藏之举中，紫柏大师几度进京，曾得到明神宗之母李太后的允准和支持，并施金兴建楞严寺。

当年在紫柏大师门下，聚集了有相当规模的居士群体及社会士绅，正是他们的鼎力相助，倾力捐出善款。除此之外，还有大批嘉兴籍的朝廷高官，如吏部尚书陆光祖，内阁大学士户部尚书朱国祚，国子监编修官冯梦祯，礼部主事包柽芳，翰林院学士陈典，兵部主事袁了凡等等，均施厚金相助，还有无数各地寺院及善男信女大力支持，才使楞严寺有宏厚资金发愿以偿。

1949年后，虽然楞严寺香火已绝，该寺1956年仍被列为省文物三级保护单位，1966年，尚存的天王殿碑及石刻佛像，均被砸碎。

据《嘉兴市志》载：“1969年11月6日，经省文管部门同意，竟将仅存的万历铜佛造像销毁化铜，总重量为11000多斤(约合五吨多)，其中一只残手即重380斤”。

楞严寺之名，取自《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这是北传佛教中一部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典。大佛，即十方如来，释迦牟尼佛。

内容来源：2025年8月28日《海峡都市报》“海都新闻”

作者：白撞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