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释本性：中国历代高僧从严治教事迹——爱国爱教 内容： 编者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全面从严治教是宗教健康传承的根基，亦是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实践路径。 自古以来，中国佛教高僧以戒为师、以德为本，将从严治教的精神融入修行与弘法之中，为后世树立了光辉典范。 本性法师编撰的《中国历代高僧从严治教事迹》文稿，从浩瀚典籍中提炼36种精神品质，每一种精神品质以4位高僧事迹及5句儒释道名言，以古鉴今。 以下内容选自《中国历代高僧从严治教事迹》第二部分“爱国爱教”篇章。 通过四位高僧的爱国爱教事迹，展现了中华民族危难之际的宗教担当、信仰传承中的家国情怀。 莆田广化寺大雄宝殿（图片来源：十愿网 摄影：刘腾蔚）（1）苟利国家，不求富贵。 ——《礼记》（2）临患不忘国，忠也。 ——《左传》（3）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 ——《左传》（4）菩萨摩诃萨……教化众生，庄严国土，施作佛事，现大威德，无有休息。 —— 《大方广佛华严经》（5）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土恩，四三宝恩，如是四恩，一切众生平等荷负。 ——《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唐朝玄琬律师《续高僧传》记载，唐朝西安普光寺的玄琬律师，以戒律德行闻名，朝野都瞻仰，贞观（唐太宗年号）初年，唐太宗请他为皇太子和诸王子授菩萨戒。 玄琬律师诚心劝戒，他写信给皇太子说：“自从您立正统以来，洪福齐天。 您得到皇天的保佑，顺应时流，所作所为非常适宜。 我一直得病受苦，蒙您降低身份来问候，我感动得不知所以。 遗憾的是，我却不能为您效力。 我检索了佛法经律的要义重点，发现您可依据而实行的有四条：第一、行慈。 博爱兼济，救济穷苦，才能教养百姓。 第二、减杀。 我听说东宫日常用膳，每天都有烹宰。 假如真是这样，会遗害不浅。 盼望您从今以后，请少杀生。 这样就可以保生命之长久。 第三、顺气。 春日之时，万物滋生，应该抚育众生，以合天道。 如果有杀生之事，就不是顺气。 春季禁杀，行仁慈以合天道自然。 第四、奉戒。 持斋守戒能洁净人的六根，以此而获得五福。 我真诚地希望您能依此而行，现在您能享此重位，全靠往世业因。 积德积善，才能成全其美。 ”皇太子马上回信作答：“承蒙恩师教我四条妙法。 我会谨慎铭记于心，时时奉持。 我将永远用这四个座右铭的教诲，作为我行事的原则。 ”近代高僧印光法师被净土佛徒尊为中国净土宗第十三祖的近代高僧印光法师，一生自行化他，毕生致力于弘扬净土，他注重实干，在当时国难当头的情势下倾力护国利生。 《印光大师永思集》等记载，1931年，震惊全国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东北沦陷，全国民心激愤，纷纷要求抗击日寇。 1936年，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法师与上海佛教界人士在上海举行护国息灾法会，请印光法师出关说法，号召全国佛教徒为抗日救国作贡献。 印光法师欣然允诺，并告诉不用汽车迎送，不请吃斋，不会客。 圆瑛法师对此一一答应。 印光法师以76岁高龄来到上海，每日讲法两小时，听讲的人都非常欢喜地信受，讲经期满之日皈依的人达1000多人。 法师听说抗战中绥远的灾情严重，把当时所收1000余人皈依求戒的香仪2900多元都全部捐出，并附上自己原存的1000多元。 等法师讲经完毕回到苏州，众人在车站迎接，请法师上灵岩山上参观，可是法师却先急着到报国寺把存折取出，将赈款汇出后，才和众人一起登山。 1935年，陕西省大旱，印光法师听到消息后，马上取出存折，令人速汇1000元。 汇完以后，令人查帐，发现折中所存仅百元，而报国寺的一切需用，都靠这点钱了，法师对此也不介意。 他曾说：“救灾即是普渡众生，亦是保护佛法。 ”根据圆拙法师的《回忆印公二三事》等记载，日伪当权之时，日本军官拿着日本修订的《大藏经》送给灵岩山寺，有些青年僧人认为是日本人看得起，才把最好的《大正大藏经》送来。 可是印光法师却委婉地说：“我们这里的僧众都是念经僧人，不是研究经文的僧人，请把你们这么好的《大藏经》转送给有关研究人员吧！ ”拒绝了日本军官的赠送。 近现代高僧圆瑛法师圆瑛大师（图片来源：福州开元寺）近现代高僧圆瑛法师，法名宏悟，字圆瑛，号韬光，后亦名一吼堂主人、三求堂主人。 1878年出生于福建古田县，19岁于福州鼓山涌泉寺披剃出家。 他解放前连任7届中国佛教会会长（理事长），解放后任新中国首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圆瑛法师一生爱国爱教，反对外来侵略，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事迹感人至深。 《圆瑛法师年谱》等记载，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圆瑛法师即以中国佛教领袖的身份，致书日本佛教界人士，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呼吁“共奋无畏之精神，唤醒全国民众，条陈贵国政府，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圆瑛法师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他亲任团长，并紧急通知京（南京）沪地区各寺庙派出200多名年青僧众，往上海玉佛寺报到，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 随后，第二汉口僧侣救护队、第三宁波僧侣救护队相继成立。 圆瑛法师要求参加救护队的每位僧侣，发扬佛教救世的“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的三大精神，“忘却身家之我见”，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 僧侣救护队深入前线，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救死扶伤，护送难民。 仅京沪队第一分队，出入江湾、闸北、大场等前线，就抢救受伤战士不下万人。 由于佛教医院、收容所经济发生困难，圆瑛法师决定前往南洋筹集经费，支援抗战和救济事业。 1937年10月起，圆瑛法师几度携弟子明旸法师出国，到南洋各地讲经说法，筹款救国。 他们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组织华侨募捐委员会，一边讲经说法，一边宣传救国道理，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号召广大侨胞踊跃捐款，支援抗日救亡运动。 至1939年止，总计募得10万余元，并陆续汇往上海，充当抗战经费。 1939年秋，圆瑛法师、明旸法师回到上海后，日本宪兵以煽动抗日的罪名，逮捕了圆瑛法师、明旸法师师徒。 日本宪兵刑讯逼供师徒20多次，甚至用枪顶着法师的胸膛，以死威胁。 在生死考验面前，他们坚韧不屈，从容面对，以牢房为禅堂，并以绝食抗争。 最终，日本宪兵迫于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不得不释放了圆瑛法师、明旸法师。 圆瑛法师出狱后，日本侵略者见威逼不灵，便想利诱。 他们几次来“请”法师出任“中日佛教会会长”，妄图借法师的影响力为他们服务，但是法师均以老病拒绝。 他对外宣称闭门谢客，专事著述《楞严经讲义》，以对付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的纠缠。 法师坚贞不屈的爱国精神，赢得了广泛赞誉。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人心惶惶，圆瑛法师在南洋等地的法友和弟子，纷纷发来函电并安排好行程，催促法师赶快决定奔赴南洋安度晚年，要法师“不要舍不得上海圆明讲堂”，说“到了南洋，建两个圆明讲堂都有”。 法师均复信称：“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绝不他往。 ”婉言谢绝，坚持留在国内，迎接上海的解放与新中国的诞生。 当代高僧巨赞法师巨赞法师（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文化 摄影：李保华）巨赞法师是中国现当代高僧、佛界领袖、佛教改革家和爱国社会活动家。 《巨赞法师全集》《南岳佛教抗战文献汇编》等记载，抗战爆发后，巨赞法师奔走于福建、香港、广东、湖南等地，组织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活动。 1939 年，他在南岳成立 “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组织 “佛教青年服务团” 和流动工作团，为僧人培训佛学和军事、救护常识，开展抗日宣传、救护、超度和疏散难民等工作。 他还在《救亡日报》中特别刊出《佛青特刊》，宣传抗日主张和佛教徒的抗日活动。 1940 年，他出任广西佛教协会秘书长，创办《狮子吼》月刊，发表《新佛教运动与抗战建国》《佛家之救亡抗战论》等文章，宣传抗日救亡的爱国思想和佛教革新理论。 1948 年底，巨赞法师往返于港、澳、台、浙，积极配合迎接全国解放。 他受李济深委托，将一封绝密信件送交给被国民党软禁在上海的陈铭枢及郭春涛，顺利完成这一危险任务。 1949 年，巨赞法师作为佛教界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还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此外，他还担任抗美援朝华北总分会常务委员、保卫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委员、救济总会北京分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北京人大代表等职，积极参加各类社会活动。 巨赞法师提出佛教 “生产化”“学术化” 两个口号，撰成约二十余万字的《新佛教概论》，对僧伽制度、教育、人才培养、寺庙管理等方面的改革进行了系统阐述。 他身体力行，同觉光法师开辟和扩大西山茶园，研究制茶方法，增修西山风景点，开拓林园，践行 “生产化”。 他积极组织推动创办《现代佛学》刊物，协助政府宣传宗教政策；创办僧尼学习班，组织僧尼劳动自养，提出 “寓修持于劳动中” 的口号，开都市僧尼 “工禅并举” 之风。 发布时间：2025-11-04 10:32:15 来源：听佛音 链接：https://www.tfoyin.com/news/2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