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全面从严治教是宗教健康传承的根基，亦是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实践路径。自古以来，中国佛教高僧以戒为师、以德为本，将从严治教的精神融入修行与弘法之中，为后世树立了光辉典范。本性法师编撰的《中国历代高僧从严治教事迹》文稿，从浩瀚典籍中提炼36种精神品质，每一种精神品质以4位高僧事迹及5句儒释道名言，以古鉴今。以下内容选自《中国历代高僧从严治教事迹》“自我革新”篇章。

（1）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

（2）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道德经》

（3）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途不可以应无方，刻船不可以索遗剑。——《抱朴子》

（4）无有定法如来可说。——《金刚经》

（5）一切皆流，无物永驻。——《法句经》

禅宗六祖惠能法师

中华禅宗六祖惠能法师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佛教人物，他一生致力于印度式禅法中国化的改革，开天辟地，影响深远。

根据《坛经》《景德传灯录》，惠能法师革新禅宗思想体系，开创“顿悟”法门，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打破了原来印度佛教的繁琐仪轨，将禅修融入日常生活，完成了禅宗教义的中国化，使禅宗从寺院经卷走向市井生活，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流派。

佛陀时代，佛陀拈花，迦叶微笑。禅法是以心传心、以心印心，不立文字、明心见性……随着时代的推演、教法流传演变，禅法越来越“僵化”、“古板”，过度注重呼吸、盘腿、经行、壁观等。当时，佛教学人重知解、事相等形式，执着在名相理论上，而疏忽了最为关键的证悟。惠能法师倡导顿悟成佛之说，“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把渐修之慢途拉到顿悟之捷径，化形式的质碍为无形的圆融，变肉体的执着为心灵的自由。他是禅宗教义教理中国化的完成者。

唐代高僧百丈怀海禅师

《禅门正统》《宋高僧传》等文献记载，唐代高僧百丈怀海禅师，对佛教教规大胆进行了改革，创制《禅门规式》二十条，即佛教史上著名的《百丈清规》。这是中国佛教史上划时代的功绩，有力地保障了禅宗乃至整个中国佛教的延续发展。

百丈怀海禅师，福州长乐人，生于唐天宝八年（749年），出家之后，至南岳衡山依法朝律师，受具足戒。再后来至安徽庐江浮槎寺研读经藏十余载，积累了深厚的经、律、论佛学知识。

唐代宗大历初年，怀海闻马祖道一禅师在南康（今属江西赣州）龚公山开坛讲法，便前去归依，成为马祖道一禅师的侍者，后一直追随，终得祖师真传。怀海与西堂智藏、南泉普愿三人深得马祖道一禅师器重，世称马祖门下三大士。

唐代宗大历年间，乡绅甘贞在今江西奉新百丈山建庵，闻听怀海学养深厚，禅法精湛，于是将怀海迎入所建庵中，并将庵改名为百丈寺。自此，怀海便在此自立禅院，率众修持，影响渐广，终成气候，并终老于此，世称百丈怀海禅师。

当时，禅宗的发展遇到两大重要问题。第一是禅僧日益增多，却无独立的禅院，说法、行事有诸多不便；第二是唐中叶后，朝廷对佛教的特权采取了许多限制措施，特别是两税法实行后，取消了对寺院和僧尼个人田产免税的规定。寺院的土地和劳力来源都出现了困难，僧众们面临着如何适应社会历史变动生存下去的严峻形势。佛教急需本土化蜕变以解决冲突，并通过自身力量谋得基本生存。

怀海禅师制定了中国第一部禅门戒规《百丈清规》，吸收儒家思想元素，完成了禅宗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制度构建。其中，“普请法”提倡的农禅实践关系生存基础，是最为重要部分。

“普请法”动员僧众开山垦荒、自耕自足，并将参禅证道融合其中。怀海一改印度佛教以田地谷帛为“不净物”、垦土掘地为“不净业”的观点，以及依靠布施解决生计的传统，认为“佛是无着人，无求人，无依人”，自己则“凡日给执劳，必先于众”，带头过上“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生活。

农禅并重的探索，缓解了不事生产与社会发展的矛盾，也较为适应禅院多处山区的实际，逐渐成为一种稳定的寺院经济形式，是我国佛教中国化的鲜明特征之一。

正因如此，当怀海禅师肇创新规之后，“天下禅宗如风偃草”纷纷效法，“佛之道以达摩而明，佛之事以百丈而备。”

太虚大师

据《太虚大师自传》《太虚大师全集》等记载，太虚大师生于1889年，16岁在苏州的平望山小九华拜士达和尚为师，剃度出家。不久，到宁波天童寺，依敬安和尚受具足戒。因太虚聪慧过人，深受敬安和尚的赏识，并得到他的精心培养。后来他随敬安和尚参加了江苏僧伽教育会，来到金陵刻经处祇洹精舍，跟随杨仁山居士学习佛学，自此开始从事佛教活动。

1915年，太虚法师发表了《整理僧伽制度论》，对当时佛教的现状进行反思，提出革新的建议。他指出，我国佛教到了近代，依然承袭丛林古制，僧众热衷于赶经忏，超度亡灵，思想僵化，非佛法核心，而为枝末。那些护法的居士们，除了造庙修塔，求感应，祈保佑之外，无其他作为，甚为缺失。这样老态龙钟的佛教，不能立足于现代社会。他认为在现代社会，若依然因循旧的佛制，佛教是不能得到弘扬的。

他力主除旧布新，提出了佛教宜进行三种革命说：

第一、组织革命，即制度革命。自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内部建立宗派制度，成立子孙制，产生了很多不良后果。太虚法师主张创办佛教大学，从学僧中选拔品学兼优的人才，主持寺庙。主张健全佛教组织，提高僧侣和信众的德学，积极从事社会文化、福利事业。

第二、财产革命，即经济革命。提出废除财产寺庙所有制，主张寺庙财产为佛教公有，用来兴办教育，培育僧才和从事社会慈善事业。

第三、教理革命，即思想革命。提出剔除佛教思想中之神教、鬼教、巫教等成份，主张建立人生佛教，并作出“如果发愿成佛，先须立志做人”，“人成即佛成，完成在人格”的著名论断。他认为佛教徒首先是一个公民，公民的义务和责任，是建设国家、保卫国家。只有尽了公民的责任，才能谈得上酬报佛恩，福利社会，以佛教徒的三皈、五戒、十善来要求自己的言行。佛教徒不能把信仰当成职业，赖此谋一身一家之生活。信仰是个人的私事，每个宗教徒必须有一个正当的社会职业。他认为从事社会职业，利益人群，造福社会，才是成佛的因行。佛法应是以人类为中心，人生佛教的要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仁义代替残杀，以义利代替偷盗，以礼节代替淫邪，以诚信代替欺骗，以节制饮食代替酗酒暴食，做一个人格圆满的人。推而广之，国与国之关系，以和平友好代替战争仇恨。

太虚法师的佛教三种革命之说，是我国佛教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全面改革方案。为了使佛教能适应现代社会，获得新的生命力，他一生都在不断为改革佛教而努力。

圆瑛法师

圆瑛大师（图片来源：福州开元寺）

《圆瑛法师年谱》记载，圆瑛法师生活的时代，中国佛教每况愈下，内外危机重重：清末民初，僧团衰败，义学凋敝。同时，西方思想文化借鸦片战争之机传入中国，“以科学代宗教”、“以哲学代宗教”的呼声震天，“庙产兴学”风潮兴起，许多佛寺被改为学校。佛教面临被时代大潮淘汰的危险。

圆瑛法师是从寺院逐级而上，逐步成长起来的，他先后住持福州崇圣寺、宁波七塔报恩寺、天童寺、福州鼓山涌泉寺、瑞峰林阳寺以及南洋槟榔屿极乐寺等多座著名伽蓝，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于当时佛教界的弊端也了然于心。圆瑛法师认为，佛弟子与其怨天尤人，莫若警觉奋起，整顿清规，弘法利他，重新树立佛教的形象。他力图通过结集强有力的僧团组织，形成和乐清净的僧团，适应社会环境，振兴佛教。

1913年2月，圆瑛法师与寄禅、太虚、谛闲、虚云等高僧联合发起、成立中华佛教总会，这是全国佛教徒联合起来的第一个全国性组织，共有22个支部，400多个分部。1914年，圆瑛法师当选为中华佛教总会参议长。但在袁世凯政府的打压下，1918年底中华佛教总会被迫停止了一切活动。

1927年5月，圆瑛法师在上海成立江浙佛教联合会，并任主席。1929年3月，圆瑛法师联合江浙佛教人士开会，向南京政府要求组织中国佛教会。4月全国佛教会议召开，会议决议成立中国佛教会，宣布中国佛教会的宗旨是：联合全国佛教徒，实现大乘救世精神，弘宣佛教，利益群众。圆瑛大师当选为主席，此后连续担任七届佛教会的的主席和会长。

圆瑛法师认为，欲改变佛教界的状况，必须从佛教教育入手：1、是对民众的教育，须以积极有效的手段，向社会宣传佛教的真理，使世人明了佛法的根本思想是积极入世的，而非消极避世。2、也是最根本的，是对僧尼的教育，无论培育大批寺庙管理人才，还是养成大批通宗通教的研究人才，都离不开僧伽教育。

创办学校，让青年僧众接受学校化、现代式的教育，以教育昌隆佛法，进而改造世道人心，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转折点，对民国佛教的复兴及现代佛教都有直接影响。

圆瑛法师先后创办了宁波接待寺佛教讲习所、宁波七塔报恩佛学院、福州法海寺法界学院、槟城佛学研究会、上海圆明讲堂楞严专宗学院、上海圆明讲堂圆明佛学院等僧伽教育机构，五十余年孜孜不倦，培养出了一大批弘宗演教的大德高贤。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在香港、南洋等地的教友和弟子，纷纷函电催促圆瑛法师到海外安度余生，他皆婉言谢之，回复说：“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绝不他顾。”他对他的弟子说，佛教徒应适应时代的需要，与时代并进。他深切体会到佛教与时代、与国家、与社会相适应的重要性，体悟到“爱教必须爱国”的真理，坚持留在中国大陆。